序言 游牧的知识体系与可持续发展
我对于游牧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兴趣源于大学本科。在学考古学的过程中，当时西北大学为我们开设了很多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课程。硕士论文又回到内蒙古主要研究土默特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过程。来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最先的研究就是“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尽管后来由于出国，博士论文换了题目，但对于游牧社会的研究兴趣一直没减。我指导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游牧和生态等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区域涉及内蒙古从东部到西部、四川和西藏以及新疆。陈祥军的博士论文就是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之作。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研究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和现实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认识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总和，其中有两条文明主线一直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一是在农业生态背景下建构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明，其二则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基于草原生态所形成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意义毋庸多议，但有关游牧文明的探讨则多限于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甚至将其与农耕文明对立。这种观点有悖于多元一体理论所展现的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实质。
游牧文化作为一种依托于草原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独特的、适应这一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模式，它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农耕文化的视角和观念去评判其文化优劣和价值。游牧文化所依托的“生态”和所建构的“人文”，两者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需要综合二者进行系统考量才能真正理解游牧文化。出于对当前草原生态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草原生态保护的热议也就自然而然了。但由于对草原人文生态及其价值的忽视和不理解，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借生态保护之名进行的集中化安置、围封转移、大规模禁牧等措施对牧业民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迫于压力的生计转型。与传统牧业生计的脱离和集中化居住（进城）使得他们离开了“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新的“无根的”社会生态之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社会失衡案例，其背后包含着传统草原人文价值的缺失。失去草原的牧民不仅失去了他们的生计家园，其对草原的认知变迁和人文精神变迁，也昭示着他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远离。
建国后至20世纪末，是草原生态失衡出现并不断恶化的40年。我在20多年前调查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生态时就发现，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畜—草矛盾，草原载畜量过大成为草原生态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我经过调查发现，草畜矛盾仅仅是一部分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来自政策和人的行为。我在当时的“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论文的结尾，提出草原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关注“人—畜—草”三者之间的平衡。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又提出草原生态的平衡，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人类心态三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快速集约化的过程中，牧区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显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重新思考草原人文—生态平衡性原理，重新认知人—畜—草这一传统生态格局的价值，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牧区和游牧文化研究的重点。
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同步。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便是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对游牧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则是这一重建的基础。但在今天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却面临着很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