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和过程

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以及经济研究成果的评议会上，有心人会注意到，人们在表达对一个作者、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赞同或反对时，经常使用这样的说法：这个观点好或那个观点不行。由此导致的相应结果是，一些成果因其观点而得到人们支持及至获奖，另外一些成果因其观点不为人们所赞赏而被冷落。这种现象表面看或许未可厚非，毕竟，任何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作出预期的结论，提出某种有价值的观点。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更被人们期望用以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所以，观点的确重要。

但是，制造观点似乎太过容易了，甚至对非专业人士来说都是手到擒来的。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中，可以见到谋略纷纭、招数迭出，把经济学造就到“显学”的地位。然而，又有多少经济思想和观点，在颇为成功的改革中被证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更进一步，如果很难用实际效果直接评价所谓的“学术观点”，又凭什么说这个观点好，那个观点不行呢？

有人颇为尖刻地评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国内优秀的经济学家干的是国外研究生的活儿，而蹩脚的经济学家扮演的是国外大师的角色。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顶尖级学者通常规规矩矩地遵循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过程，而不善于运用规范方法或不愿意费心费力这样做的学者，则往往热衷于制造“新观点”。这里多少有点误解的是，国外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作出贡献，并非靠灵感制造“新观点”，而是靠新的分析方法和角度。当然，成名之后，这些人中不乏“好为人师”者，对各种事物发表看法，但决不要将此与他们的真正贡献相混淆。

对我们吸收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精华来说，那个研究过程可能比最后的观点更为重要。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因其对金融市场及其与支出决策、就业、生产和价格关系的研究，而获得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后，记者采访中要求他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其著名的证券理论。托宾教授在谈到资产选择多样化的好处时，用了下面的通俗表述：“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此话传出后，整个世界的媒体都用了这样的标题予以报道：“耶鲁经济学家因‘不要把你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更有趣的是，托宾的一位朋友因此寄给他一张明信片，并预测下一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将由这样一个人获得，他提出的观点是：“每天吃一个苹果，让医生远远躲。”（美国谚语，英文为“An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 away”。）

按照我们常用的逻辑，托宾的观点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我们不去从整个研究过程判断，托宾的“鸡蛋-篮子论”至少算不上太新的说法。其实，就如鸡蛋和篮子这样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未被规范地论证和检验，对经济学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假说。

与这个故事相对应，我们还可以发现经济学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事例，假说及结论都堪称惊世骇俗，而迄今为止人们之所以认为它是错误的，正是因为其研究过程的荒谬。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提出并“证明”了，太阳黑子的变化造成英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假说与托宾的“鸡蛋-篮子”假说比起来，似乎更适合于与诺贝尔奖联系起来。而且，从今天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看，太阳黑子产生类似的效果也不是绝无可能。问题在于，杰文斯教授在当时并不能把太阳黑子变化周期与经济周期从时间上对应起来，以至要求助于印度的农业收成与太阳黑子的相关关系，再拐个弯回到对英国经济周期的论证上面来。

有趣的是，杰文斯收集的数据和使用的计量经济模型，使他得出了统计学上经得住检验的结果。然而，他在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中犯了大忌，即忘记了统计相关关系不能表明任何因果联系。得出关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理论而非统计工作的任务，但如上所述，他的理论论证未能做到这一点。后人从杰文斯的这一经历中得到三点教益：其一，关于太阳黑子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可以留作一个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需要长期的努力去证伪；其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反面案例，给教授的第一节总论课提供了话题；其三，为关于结论的论证过程比结论本身更重要的立论提供了证据，成为本文写作的动机和针对性。

除了在对经济学成果的批评中，只有通过对研究过程的评价才能真正辨别一种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才能辨别一项成果的新意所在，才能避免在政策应用中被误导之外，学术争论也需要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出发。我们常常看到，学术争论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双方都只是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否定对方的观点。这样的争论就很难有任何结果，只会诱导出第三种、第四种……观点加入论战，以致“战斗正未有穷期”。

拿来结论而忽略研究过程，同样也是经济学借鉴过程中的误区。当中国的经济学家外语能力越来越强之后，从图书馆中，从因特网上，乃至从国外的大学里，我们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经济学信息。这些经济学成果的应用性质会产生极大的诱惑，使得人们把相应的理论应用于对应的中国经济现象中来。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用中国的数据检验国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写论文的固定模式。虽然这样做并不一定增进作者自己和读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却凭借其“规范性”而得到国外专业期刊的青睐。

此时，怎样吸取和消化这些信息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该多下点功夫，在把菲利普斯曲线、科斯定理、库兹涅茨周期、庇古税一类的概念介绍和推荐给决策者之前，先把那些原创经济学家的研究过程弄清楚，把他们的研究背景与我们今天的条件相比较，自己对于其可借鉴性有了足够的把握再拿出手。更加科学的鉴别方法会提高我们借鉴的效果，更会减少错误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