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人类历史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就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即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并随之形成了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形影不离，不可分割。本文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论述二者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格局，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维护并巩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趋向。认识和把握这一趋向，有利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自觉开展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融通
（一）社会意识形态概念与相关概念
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历史、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其中政治、法律思想起决定作用，哲学思想起指导作用。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反映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主导性。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起推进作用，落后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简而言之，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具有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具有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点，而是形成了思想体系；具有历史性，即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其核心内容是价值观。
社会意识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谈到市民社会时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就是指意识形态。观念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
社会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基础，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可称之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每个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多变的：一定社会或国家要坚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残余；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及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华民族特色的专门概念。其他社会与国家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都在事实上存在着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只不过使用的名称或概念不同而已。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道德理论为指导，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界定，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要以正确思想、政治、道德理论为指导，规范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遵循准则；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要把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促进全面发展作为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其一是人本性。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者也是人，坚持育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其二是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规定性。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按照主导意识形态确立的方向、目标并运用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开展教育，才能适应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三是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即以现实为基础，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实现一定的目标。
（三）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融通
从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可以看出，两者有相互联系、相互衔接之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社会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目标；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规范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面向社会、面向广大群众的，学习、理解、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并以其为指导，在社会实践中坚持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向、遵循社会意识形态的准则、实现社会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不可缺少的途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联系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学习、领会这些论述，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认识，而且能够加深对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联系的把握。
（一）统治阶级在坚持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同时，必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在这段论述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既阐述了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与“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辩证关系，又充分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而且反作用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因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巩固其统治，无一例外地都要坚持和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排斥和反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冲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揭示、归纳的治国理政基本原理。
怎样才能有效坚持和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说：“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段话，把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回归、落实到人，通过“一切领域中”的人，“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所谓“思想的生产”，就是人们为认知世界和满足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所进行的探索、创作、生产活动；就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更新思想观念、充实精神生活，促进物质生产与社会文明发展，丰富、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生产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但思想生产也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人们自己生产观念、思想，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与需要，是人们思想、精神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标志。
思想政治教育是满足人们思想生产或精神生产需要的途径与方式。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组织人们学习、理解、内化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形成自己的思想，并以形成的思想在实践中外化为行动，而这种内化与外化的过程，以及所形成的思想与行动，是人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考与行动，是他人不能替代的活动，蕴涵着思想生产与实践创新；同时，人们又要在实践过程中，“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就是在实践过程中的“思想生产”和对意识形态的丰富。
所谓“思想分配”，是指按一定规定把思想分配给社会、社会集团以及社会成员的过程和形式。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资源，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重要财富。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发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首先要向社会各个领域及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各种文化活动等途径广泛持久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让广大群众接受主导意识形态教育，明确社会与国家的性质、方向与发展目标，这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性“分配”，它旨在形成社会思想基础与社会凝聚力。其次，社会及其人员是分类型与层次的，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这一论述阐明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科学说明了社会的层次与结构。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成员，特别是掌握国家党、政、军权力的各级领导，担负着治国理政的重大职责，代表着国家根本利益，理所当然要更加自觉地学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主导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有关机构，也应通过主导意识形态的系统教育、专题培训、典型示范、重要会议等途径加强主导意识形态资源的重点“分配”，使领导成员拥有主导意识形态的资源优势。再次，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既要传承也要发展，既要始终坚持主导也要不断排除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与冲击。因此，任何统治阶级都把年轻一代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点，系统开设主导意识形态课程，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内容，帮助青少年辨析、批判、抵制错误思想观念，形成与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二）理论既源于群众的实践，又必须掌握群众指导实践
在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前，先要说明“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谓理论，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理性认识，也指辩论是非、争论和讲道理；所谓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认识和见解。“理论”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都强调认识和结论是理性的、系统的；都必须以客观实际、社会实践、经济条件为基础，这是相同之处。相比较而言，理论涵盖的面更宽泛一些，理论既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也包括某种具体的理论观点。意识形态一般不包括自然科学理论，也不是单一理论观点，而是系统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称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这些系统理论，是由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组成的整体。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总体来讲，就是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又指导实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说：“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就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理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与指导性，是因为“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存在的现实，而总是要求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理论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地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毛泽东借用斯大林的话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辩证论述，他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群众的关系，体现在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理论”，显然是指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理论”或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的这段话，既肯定了理论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又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其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讲的是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反作用和精神向物质的转化。科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但科学理论并不是实践的附属物，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指导实践。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的原理，在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列宁则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层面，论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他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则更明确地强调了“正确思想”对实践的反作用，以及思想与物质的转化：“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其二，“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就是要以理论说服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前面已经阐明，理论有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理论要发挥反作用，只有通过掌握群众并指导实践才能实现。群众理解、认同和运用理论，有一个学习、思考、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明确方向、付诸实践；就是要坚持以理服人，即以揭示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真理说服人；以遵循规律性与正确价值性的实际事理启发人；以教育者真学、真信、真用的情理感化人。群众掌握了理论并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就能产生改造社会、推进发展的强大力量。
其三，“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讲的是理论符合规律性与价值性。理论彻底，就是理论透过现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深刻而透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追求彻底的理论，一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与指导作用；理论要有力量，必须追根溯源、探求根底。要使理论具有彻底性，就不能让理论趋附于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某些现象，也不能让理论屈从于某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意愿与臆想。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影响力、说服力与渗透力，必须运用“彻底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于它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于它始终代表并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它富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所以，早在1920年11月25日，27岁的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等人的信中就这样说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在苏东剧变之后，坚定地认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人们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列宁提出“灌输论”并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并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从外面”是指从工人群众头脑的外面，“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从外面”灌输就是指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和掌握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人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而，列宁提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是指这种先进思想体系对人来说不可能不学而知、不用就会，只能通过灌输、引导工人群众自觉学习、运用，才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的“灌输论”是针对自发论提出的一种自觉性理论，灌输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这里所说的“贯注”，实际上就是灌输。新中国成立后，在谈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时，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灌输这个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范畴，就是说，正确、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在头脑中自发产生，只有通过学习、教育、实践才能自觉形成。
由于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具有普遍性，所以，古今中外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各个不同性质的国家都十分强调灌输。在我国古代社会，孔子提出了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两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前一主张强调刑罚制约，虽可使民众避免犯罪，但会使民众留下无耻后患；后一主张强调道德、政治灌输，可引领民众增强耻感、遵循规范，使社会运行有序。显然，孔子主张后者而不主张前者。孟子说得更为明确：“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所谓善教，就是善于进行道德、政治灌输与教化。
很多人以为美国没有政治思想灌输，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美国历史教育、美国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美国国民精神教育，在美国是一以贯之从不含糊的。美国还提出了政治教育的特定概念——“政治社会化”，就是要把民众融合到美国政治体系中去。美国政治学家格林斯泰因明确承认：“政治社会化是正式负责教育的机构有目的地对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的灌输。”美国另一社会学教授安东尼·奥勒姆也坦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的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维持其制度的思想。”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对他们的民众灌输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信条。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作风，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精神，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明确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强调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表达事物的本质特征，要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使思维与存在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恩格斯则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更是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与作风，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学风”概念，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学风问题实际上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实际的问题，“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又把理论联系实际上升到作风高度，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他针对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针对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条的错误态度，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 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批判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照搬书本的教条主义，系统、深刻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内涵。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些论述，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明确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三、各种主流意识形态与不同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贯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仅巩固经济基础，维护物质利益，而且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维护思想统治。在我国和西方古代，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极力标榜“思想自由”，但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分析这些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认识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时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的论述说明了古代奴隶社会的存在。
中国古代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一般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强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中国奴隶制国家由黄河流域的各个主要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联盟、兼并、融合而逐步形成，其政权与意识形态特征，表现为“大一统”的专制色彩。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大一统的写照。在国家治理上，夏、商、西周三朝都有礼治，尤其西周比较系统。《说文解字》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即礼义之兴，源于敬神，敬神以礼，求神赐福。可见“礼”一开始就和神权、族权紧密联系并蕴涵行为规范的意义。到西周，“礼”成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其主导意识形态是宗法思想，尊神、祭祀，把政权神化是为礼制服务的。所谓“宗法”，就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也就是把国家治理和个人宗族的血缘姻亲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人治。
中国奴隶社会的教育，伴随着奴隶社会的形成、发展，逐步形成体系。《周礼·保氏》对奴隶社会的教育作了一个概括：“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一曰五礼”中的礼，指礼节或礼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它对维护、巩固奴隶社会主导意识形态起重要作用，所以放在第一位。所谓“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这些礼包含着维护国家统治的尊神祭祀、等级制度、政治规范等内容。“二曰六乐”中的乐，是指音乐、诗歌、舞蹈等“乐教”，六乐包括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主要是知识、技能教育，这些教育中也渗透着“礼”的思想观念，都是为巩固奴隶社会的统治服务的。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指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并成立中华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对“礼”的解释是“克己复礼”即克制约束自己，使言行归于西周之礼。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荀子杂取百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总结和改造，体系更加完整。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把“天人感应”和“大一统”思想结合起来，适应了封建社会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汉武帝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中，虽然经历了儒学与道教的互补，儒、释、道“三教”合流，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儒学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学者不断地阐释和注解，使其体系越来越坚固，内容越来越庞杂，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中国儒学理论，其形态是伦理与政治的合一，其内涵主要有“三纲”、“五常”和“五伦”、“八德”。“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制度与思想；“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规范；“五伦”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要合乎道德要求；“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追求，其中“礼义廉耻”被称为“国之四维”。这些伦理与政治合一的内容，简明扼要，既是制度，也是规范，还是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其统治地位，建构了一整套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道德教育体系，该体系在四书之一的《大学》中得到集中表达。《大学》在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道德教育、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其目的是为了以德治国，安定社会，使民众复归于道德社会的秩序。《大学》之意，在于说明惟有“以德治心”，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略；修心炼己与治国平天下具有内在与外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大学》的要义，就是教人“知书达礼”。知书，就是学习和掌握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原则，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智慧与行为，净化和升华心灵的德性品格，“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大学》的教育、修养方法集中为“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是封建社会进行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经典理论与方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是一个把个人与国家、人的内在与外在、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的逻辑体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只有以德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二）西方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西方古代社会，也分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阶段。
1．古希腊、古罗马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古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古罗马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支配生产方式，而且占有奴隶的人身，并可以任意宰杀自己的奴隶。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是主人的财产和商品，没有任何权利，连子女也属于主人。“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
奴隶主对奴隶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与剥削关系，必然导致分工的对立。随着奴隶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事脑力劳动成为奴隶主的特权；奴隶则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并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奴隶主还利用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宗教，加强对奴隶的统治。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体现。古希腊为奴隶社会提供理论根据的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认为，正义的城邦或理想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统治者应从有才能的人中挑选出来；二是统治者阶层应过公社生活；三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具备治理国家应有的知识。显然，柏拉图不仅论证了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论证了奴隶主阶级思想统治的合理性。
古希腊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名论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思是说，人有政治身份，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他认为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国家存在的目的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贵族精神与爱好学艺结合在一起的人。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就是奴隶主的政权统治与思想统治。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外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一个天生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的人，生来就是一个奴隶；奴隶是精神低劣的下等种族，只有创立国家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恩主。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有利的、正当的。亚里士多德运用唯心论、等级制，为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统治作论证，成为奴隶社会比较系统的主导意识形态。
古罗马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是法律体系，其主旨是全面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保证奴隶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治者在各征服地区强制推行罗马法，许多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都积极采用罗马法。罗马法的功能是维护、巩固罗马奴隶制强有力的上层建筑，为后来社会加强法治奠定了基础。所以恩格斯对罗马法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古希腊古罗马的教育，总体而言是为奴隶主阶级维护思想统治和培养人才服务的。其教育目的、内容、方式，经历了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古希腊最先有影响的是斯巴达的教育，教育目的就是要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训练，顽强坚韧、绝对服从品质的培养，把贵族成员训练成为维护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后来雅典形成了世界最早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体系，强调把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古罗马初期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中心是道德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罗马的合格公民，维护奴隶制统治。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逐步形成了培养罗马贵族接班人的学校教育体系。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其目的更加注重培养效忠帝国的顺民与官吏。统治者还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一方面皈依宗教神灵，神化政权统治，另一方面用宗教麻痹人民，使民众甘心情愿接受压迫与剥削。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描述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他把国家的人分为三个等级：哲学家、军人和劳动者。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哲学家和军人，即培养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奴隶因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始终是被统治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教育的灵魂论，认为人有理性灵魂、非理性灵魂和植物性灵魂。理性灵魂主要表现为思维、理解、判断等方面，是最高级的理智灵魂。教育和训练理性灵魂，实际上是要用奴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净化思想、铸塑灵魂，使言行符合奴隶社会的要求。
2．西方古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4世纪文艺复兴，是欧洲封建社会统治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于15世纪提出，西欧5世纪至15世纪称之为中世纪，因而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使得中世纪成为欧洲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期。
在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君权神授、天国至上、教会至尊是其主要特征。教权支配、制约王权，统治者把政权神化，形成神权政治统治。所谓神权政治统治，是指社会直接依托超自然力量统治和管理社会的政治形态，并认为政治是一种上帝安排人世的力量，是对上帝的服从，而君主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代表，因而人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中世纪融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于一体的神权政治。对这种以神权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进行了系统论述。
奥古斯丁、阿奎那都是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的理论家、思想家，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他们是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的最高权威，构筑了神权政治理论体系。奥古斯丁发挥《圣经》中关于亚当偷吃智慧果的故事，提出了所谓的“原罪”说，即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罪，人降生到人间就是要接受惩罚、赎原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一些人受压迫、受剥削都是上帝的安排和对人的惩罚，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只能逆来顺受，接受惩罚，到死后进入天国才能摆脱苦海。奥古斯丁还提出了“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就是天堂与国家）的“双城”概念，并认为双城混合在一起，世俗国家必不可少，其职能是提供人们的物质需要，保证有序的社会交往。阿奎那则把宇宙设计为一个等级体系，体系中最高级者是上帝，其次是天使，再就是人、动物、植物和其他东西。阿奎那认为，上帝构建等级体系，一是为了区别宇宙间各种事物，“上帝爱每一个人，亦爱每一受造物……然而他不是要所有的事物都获得同样的福气”；二是使低级的事物服从于高级的事物，“天命使高级的东西统治低级的东西”。所以，每个人赎罪、拯救灵魂应首先服从宗教权力，然后再服从世俗权力。“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
基督教会为了培养僧侣，宣传宗教，除向民众广泛传播宗教信仰、举行宗教仪式外，还举办多种教育机构，其中水平较高的有僧院学校和大主教学校。僧院学校分内学和外学，内学培养未来僧侣，外学对俗人的子弟进行宗教教育。大主教学校则以培养主教为目的。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的总和。它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哲学、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等各种理论形式，涵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宗教观等各种思想观念，渗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流派各种各样，思想观念异彩纷呈，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个人奋斗的政治思想，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等，是一致的。这些核心内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粗陋的”、“公开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集中体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企图避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规定人的共同本质。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系。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加公开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更加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采取各种方式企图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以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马克思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法律、道德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精神产物，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资产阶级与其他剥削阶级一样，当它推翻封建社会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因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教育措施，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存在。
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其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与教育学家洛克，不仅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观点，第一个倡导国家权利分配，而且主张在各种教育中，首先要进行绅士教育。绅士教育实际上是符合英国传统的政治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有强健体魄、有高雅风度举止、能在上流社会周旋、有智慧和才干的资产阶级“事业家”和“国家要人”。在英国的各类学校中，个人与社会教育通常每星期上1～2节课，该课程是英国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相对集中的课程。英国有一些学校还将政治学列为高级水平课程之一，一些学校则在历史、英语、宗教教育中开展一些政治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逐渐形成以联邦政府为主导、以中小学校为主要政治教育场所、以校园外的政治教育机构为必不可少的补充的政治教育体系。德国政治教育机构体系的构成，有社会成员接受政治教育的终身性、进行政治教育的全社会性及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性等特点。联邦政府关于政治教育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则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设在各州的“州政治教育中心”承担。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通过系统地、循序渐进地传授参与政治过程所需的知识，使学生认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形成价值判断，培养政治参与能力，为学生将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做好准备。美国的政治教育被称为“政治社会化”教育。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美国社会把政治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即能使社会政治现状永存的模型。美国之所以把政治社会化作为全国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与推进，目的是要探讨美国历史对成年人政治态度和行为举止的影响，维护和巩固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十分注重公共政策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用公共精神教育人，更多地发挥公民的主动性，使公民真正能够感受、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增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与政治教育紧密相关的公民教育，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十分重视的教育。公民教育理论是由德国教育家乔治·凯兴斯泰纳提出的。他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这样的公民应具备的条件是：对国家的政治任务有相当的理解；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具有国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国家意识教育是公民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公民一定要了解国家的任务，要激发公民的责任感及对国家的热爱。乔治·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一方面要强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则十分仇视社会主义与革命运动，把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为敌人来对抗。美国公民教育的实质是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的公民。美国从公民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教育，巧妙地掩盖了公民教育的政治性，容易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美国的公民教育不仅重视思想观念的渗透，而且更注重行为引导，以培养公民的行动能力。在美国学校，公民教育主要通过“公民与政治”课程进行。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领事的王定华先生认为，美国制定的《公民与政治课程标准》的目标是“培养认同美国宪法民主制度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原理的合格公民，并使他们有见识、负责任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如《公民与政治课程标准》规定：“开设 ‘公民与政治’ 的正式教育机构，应该为学生提供关于公民生活、政治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知识；还应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美国政治活动、政体与世界事务之间的关系。”英国一向重视公民教育，1990年出台重要文件，把公民教育正式列入国家课程计划之中。英国前国家课程委员会的一份课程指导规定，公民教育作为五个交叉课程主题之一，被正式纳入国家课程。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在发展学生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获得并理解公民的基本知识。法国的公民教育目标，侧重于学生追求自由并能自律，具有集体观并成为有教养的公民。在此基础上，法国进行了新公民课的改革，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法律与自由、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教育，使公民教育更富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
重视宗教教育，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举措。英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是教会开办的，宗教教育是所有学校基础课程中的必修课，集体礼拜是法定的学校活动。“现代英国宗教教育已经与早期的宗教教育大不相同，它早已摆脱了排他性的特征，不再以灌输基督教教旨为主体内容和以培养圣职人员为目的了，而是将宗教教育作为促进英国年轻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精神、道德发展的必要手段，并以开放性、多元性的宗教教育为依托培养他们宽容、理解的国际公民素质。”欧洲虽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形式既不单一，也不统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形式及发展趋势十分多元，各不相同，基督教在国民生活中一般不占主导地位。与欧洲国家相比较，宗教在美国的影响更广泛和深远。美国居民主要信仰基督教与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东正教、道教也有一定信众，信仰宗教的公民占总人口的91%。基督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教，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5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道德的引导力量，美钞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在政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缺乏群众基础，参加竞选时不能获高票；总统就职时，要手按《圣经》进行宣誓。美国基督教非常重视宣传，全国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每12家电视台中就有一家宗教电视台，有宗教报纸杂志5000多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禁止联邦和州干预宗教组织活动。美国政府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视宗教道德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将宗教当成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甚至带上政治色彩。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美国历史教育与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历史，但历史教育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规定每个学生必须接受美国历史教育，并且考试必须合格。美国历史，既是美国统治者的奋斗史，也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第一部宪法等开国文件之中。因而，进行美国历史与开国文献的教育，是传承美国传统、维护和巩固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由1945年哈佛大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最先提出来，这一教育对美国其他大学影响深远，至今各个高校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识教育是一种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教育，对其教育目的的概括虽然各有说法，但比较一致的是：“通识教育旨在给学生灌输关于好公民的态度和理解”；“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显然，通识教育是一种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可以肯定，通识教育作为美国大学的一种专门性教育，而且是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教育，它无疑要受美国性质的制约，也就是要为巩固美国的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这是其“质”的规定性。同时，它以丰富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开展教育，受教育者接受通识教育后，能以一定的知识领域为基础，吸收各种文化领域的营养，形成人文精神，不至于成为受专业束缚的奴隶。
〔作者郑永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责任编辑毛殊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6年第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