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

一 概述

美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少从正面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他们一般只是在政论性的文章中或在历史著作中，为了说明自己的某种观点时会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并加以一定的延伸或说明，这些可看成是他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史学理论的论述。比如，阿普特克在《民主的本质，自由与革命》中专门有一小节是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杰出人物统治论（elitism）的。他说道：“有钱人高于他人的能力就是统治的能力，其拥有的权力建立在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关于这场讨论的特点，哈维·凯有过如下说明：“不曾存在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不曾存在一种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除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思潮的荒唐和滑稽的行为，还曾经出现过，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种多样的、在许多方面富于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都是通过各种知识的分支而形成的。就是通过这些知识的分支，它们得以涌现；也是依赖这些知识的分支，它们从中吸取了各个理论概念，还有那些它们寻求参与和从事探讨的问题。只要考虑一下学术分工所决定的各种差异就清楚了，这些分工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各种文化研究、哲学和E. P.汤普森所声称的‘人文学科’的皇后历史学。”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这的确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这样一种情况存在本身又说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不管冷战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如何贬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参与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探讨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继续向我们提供各种最重要的问题或假定”。特别是诸如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历史时是否应该从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出发，有比这更好的出发点吗；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是如何塑造和决定着人类的经历和行为的；这一切是如何以多种形式的“阶级”的和其他形式的斗争表达出来的？凯还强调说，虽然他并不认为预见是一个历史家的必要的素质之一，“但当我们试图搞清现代世界形成的意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见识确实意味着它们仍然值得我们更认真地加以考虑”。

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当然，他们所理解的基本原理是经过葛兰西或法兰克福学派改造过的。此外，他们往往不专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来阐述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比如，吉诺维斯在1968年发表《美国黑人奴隶史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庸俗唯物论”，说他“试图绕过各社会阶级构成中的意识形态的和心理的成分来构建一种变异的唯物主义”。吉诺维斯还这样批评哈里斯： “他远远离开了可靠的、有用的唯物主义，甚至比唯心主义走得还要远，因为他离开生存于现代唯物主义中的每一种东西——其辩证法和历史过程的意识，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系统的无生命的骨架。”吉诺维斯是葛兰西的信徒，他对哈里斯贬低意识或文化的作用不满。

其他学科也有不少学者以不同方式对唯物主义进行阐述，并试图以自己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来指导具体研究工作。吉诺维斯所批评过的马文·哈里斯其实是人类学家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化唯物主义》中，“始终坚持了基础结构对结构和上层建筑、客观行为对主位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与当前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几家文化理论学派展开了论战”。在这本书中，他把人口再生产列入基础结构的范畴中来，“这应该说是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它的“致命”之处在于否定结构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这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高潮中，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那就是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教授威廉姆·肖于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本书受英国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影响。柯亨的书“按照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的原则，来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辩护”，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极大影响。威廉姆·肖在自己著作的“导论”中声明说：他的宗旨是“研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文献很多，但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还几乎没有著作对其进行过“系统的”阐述。这是因为大多数介绍马克思和阐述他的思想的著作，都限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作一些解释，“很少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把重点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辩证法、异化理论和思想发展等方面。肖同时还说明，他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从这句话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在威廉姆·肖出版这本书以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很零碎。也可以说，这是美国第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书。

威廉姆·肖的这本书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都主张把人的意识、主观性提到首位，认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主观性的现实化的展开，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威廉姆·肖的意图则借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思想的框架内来发掘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论题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唯心主义潮流的，这些潮流都把历史的进步说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强调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抓住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论述，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给这两个概念下过正式的定义，在使用中也有一定的任意性和灵活性，但这些概念是相当稳定的，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在分析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细微差别”，找出它的“内在难点”时，却走了极端，用技术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正如该书译者所指出的，他“把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加以绝对化”，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由此“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违背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但生产力不能归结为技术一个层面，否则就说不清楚为什么古代不重视技术而现代特别重视它。但威廉姆·肖本人却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的更加忠实的解释。他自称：“我的目的在于，揭示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我没有把显然站不住脚的观点——马克思不可能认可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这本书虽然有其缺陷，但它让我们知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他们的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一些结论也值得我们思考。

此后，美国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特别是《科学与社会》不时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大卫·莱伯曼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关于唯物主义研究的兴趣复苏的现象，这是从柯亨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后开始的，该书“引发了关于历史中向各种趋势发展的力量（directional forces）的性质和历史过程中人类行为和合理性的作用的广泛讨论”。主要人物与成果有莱伯曼的《生产方式和过渡理论》（《科学与社会》1984年第3期）、斯威齐的《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再思考》（《科学与社会》1986年第1期）、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欧洲对亚洲：失踪数据与错误概念》（《科学与社会》2003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

这一讨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除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外，还着重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来讨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种讨论涉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问题，不仅结合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关于过渡问题的讨论，同时还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低度发展理论来进行。在这里，理论与历史及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有特色。参加讨论的当然不只有美国学者，但美国学者在这当中可以说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美国学者还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不断往新的方向延伸，如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环境生态问题、讨论全球化问题等。这些讨论不仅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还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内容。比如，处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黑兹尔·史密斯在一篇叫《“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欧洲整合》的文章的开头就声明，她要用来自马克思著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解释和理解欧洲整合的过程，她要证明这种理解是中肯的、有针对性的、合适的。关于唯物主义与生态的关系，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的中文版，已于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刘仁胜，肖峰译）。

二 《历史和理论》上一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

不仅像《科学与社会》《每月评论》这些杂志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甚至连《历史和理论》这样的杂志也关注这方面的研究。1980年该杂志发表了菲利普· J．卡因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一文，企图对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作用提出自己的解释。其大意是：当前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问题有几种解释，其中两种解释是这些著作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与自己的早期著作的某种统一或某种分离，第三种解释是后期马克思的新的“辩证方法”把他早期观点的各个要素改造成了一种新的综合。卡因认为后一种解释比前两种更合适。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描述了三个过程：具体的历史的产生，各个历史范畴的发展和这些范畴的方法上的分类。然而他关于这些过程中的哪一个是首要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第三个过程被独立开来，这使他关于另两个过程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从而修改了他关于意识和社会发展规律对物质状况的关系的观点。次年，《历史和理论》杂志第4期又专门发表了一组讨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共有四篇，这里逐篇加以介绍。

其中第一篇也是上述菲利普·J．卡因写的，名为《马克思关于观念的理论》。基本内容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展起“唯物的世界观”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他在1844年手稿和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中的观点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表现在：第一，尽管马克思曾把人类的生活与其他形式的生活区分开来，视为一种本质的区别，但马克思现在论证说，物质条件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条件；第二，各种观念能影响人类的生活，但它们本身是物质条件的产物；第三，虽然马克思后来改变自己的主张，但他拒绝的不仅是对各种抽象概念和范畴的认同，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第四，马克思不再认为人的历史是通过劳动来自我创造的一种激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自然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受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调节；第五，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语言的理论颠倒过来，现在他承认评议是物质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其根源。

第二篇文章是沃尔特·L．亚当森的《马克思的四种历史：看待他的智力发展的一种方法》。他提出，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曾区分过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关于历史的三种不同的方法，或三种不同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即“人类学的”（1844年的《手稿》中）、“强调人的具体需要的”（pragmatological，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法理学的”（nomological，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但实际上，马克思在1857年为《大纲》所写的导言中，还可找出他关于历史的第四种观点。第四种历史的特点是：其关注点不是描述或构建一种历史过程本身的模式，而是如何清晰连贯地表达历史编纂的基础材料（articulating historiographical underpinnings）。马克思在其前和其后的文章都未曾这样热心关注过作为各种事件本身的历史与人们编撰的作为艺术或科学的历史的关系。“他表达的关于历史编纂的观点显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又远远超过这一点。”这种方法包括对原初的实践通过沉思来进行重建，历史学家的立场在其中起调停作用。“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类似于抽象的思想的逻辑，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进化的方式来掌握它。倒不如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范畴中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着手，回溯到它们在各早期生产方式中那些不同的关系。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编史时自觉采用的方法（historiographically self-conscious approach）。”作者称这为“历史编纂的”（historiographic）或“描述性的”（presentist）方法，比其他几种方法更集中在历史编纂上，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不一样。亚当森由此指出：这四种观点的序列和重叠的情况，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平稳地不断发展的解释和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早期”和“晚期”的决裂的解释都成问题。

关于这几种“历史”的相互关系，亚当森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人类学的方法看来与其他三种不一样。另外三种不管看起来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使用经验地描述的词汇（empirical-descriptive vocabulary）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的唯物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更形而上学的、要素主义的（essentialist）词汇形成对照。他还说他同意弗莱舍、阿尔都塞他们关于1844—1846年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思想有一个急剧的转折的看法，但不同意他们说的马克思在1844年后放弃了人类学的观点的看法。因为马克思在后来的著述中重新出现了异化的主题，甚至在《大纲》中还有类存在（species-being）的概念，这意味着人类学的观点对他的吸引力。

第三篇是罗伯特·A．戈尔曼的《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曾试图简洁地表达一种经验的马克思主义（Empirical Marxism），用其来代表传统的唯物论和决定论，以便使唯物主义更易于为经验的科学所证实。有这种兴趣的人包括以下在其他方面意见不一致的思想家：经验批判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卢西奥·科利蒂（Lucio Colletti），这些人都企图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基于先验的前提的革命理论与对事实的研究作出反应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但都失败了。

第四篇是霍华德·R．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及其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文章一开头就说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科学的’这一主张通常根植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概念，该概念反过来又通过意在阐明各种规律的功能、理论结构和各种假设和经验的资料间的逻辑关系的科学哲学来体现。”他对历史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用一个词来说，历史就是一切（everything），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史就是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它是先天的产物也是后天的产物，而且两者都在时间中发生变化。实际上写下来作为历史的东西想必是一件不太完整的小事。从这方面而言，历史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在未决定什么值得描述及这种描述的边界是什么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描述一个房间是怎么样的；所以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一套可能存在的无数事物中选出什么来写。他接着说：“对马克思来说，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基本的手段是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劳动的动物，与物质的自然界‘辩证地’发生相互作用，使他自己具体地、客观地体现在他的劳动产品中。人只有通过劳动这种创造他自己的生存手段的能力，才能表明他从自然界的富足中摆脱出来了。‘历史科学’对马克思来说就是物质生活进步的记录，其固有的主题就是生产活动，根据生产力及与这种正在生长中的力量相一致的生产的社会关系来分析。”

霍华德·R．伯恩斯坦不同意柯亨或威廉姆·肖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他认为：“不管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是否真正包含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和E. P．汤普森和许多其他老练的读者，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他们的历史编纂的实践中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可接受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内核确实根植于某种概念的结构中，这种概念结构暗示着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决定论不一定要通过这种特定的结构来表达。所以，不同的历史研究纲领，如一些在其他方面反对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的人，也可以采纳历史决定论。

霍华德·R．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下面几个核心概念：（1）物质要素，经济和社会力量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2）这些物质要素还参与划时代意义的系列社会的形成；（3）这些社会的出现和交替本质上是辩证的；（4）该辩证过程通过阶级斗争而得到说明，并得以实体化；（5）社会阶级分析是历史解释的一种必要的条件，因为它认为平衡和停滞是虚幻的，事实上，变化和转变构成历史事实的本质和所有人类组织的正常状况。他又说，还有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还使历史事件的过程具有规律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言其继承次序，将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可以预言，而且也会得到认可；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既是规范的也是描述性的，因此“归根结底也是目的论的、千禧年主义的”。

上述见解大体上还讲得过去，但最后一句话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诋毁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手法。不过霍华德·R．伯恩斯坦的下面一番话，对我们理解西方一些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很有用。他说道：“约一代人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和实质上都是相当有创新意义的”，有“一批相当数量的令人兴奋的历史著作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在马克思主义鼓舞下写出来的”，如波尔什涅夫的《1623—1648年间法国的群众暴动》、索布尔的《无套裤汉》、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反叛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但成问题的是这种状况似乎没有保持着。学术界方法论上的创新，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及把人类学的概念应用于历史资料，本质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概念作出的结论，虽然一些创新者，如米歇尔·福柯、卡洛·金斯伯格，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承认从马克思那里取得灵感。但如果不设定这样的核心概念，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结果：“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分析有如此多的东西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所采纳，以至于如果没有某种基本内核的概念，实际上所有的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

以上对这组文章的介绍说明，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虽然有错误甚至诬蔑之处，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很有启发性。从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对唯物主义的探讨虽然系统性不足，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过渡问题的讨论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场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辩论中，提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动力问题。在“布伦纳辩论”中，布伦纳反对的不仅是以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他也反对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布伦纳是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他认为财产关系的变化必定先于经济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否，是由该社会的财产关系决定的”。财产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是：“财产关系的形式→个体经济行为者再生产的规律→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长期模式。”他在描述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证明不是贸易的出现而是一系列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的“原动力”。在他的思想中，阶级斗争是“在初始条件中唯一不同的因素”，所以“任何发展形式的不同必然归因于此”。由此他还推断，外围地区的阶级结构说明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并非为发达资本主义所必需，“因为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动力”。可见，他同时对依附论也持批判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已不再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内进行，而是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都牵扯进来了；这场争论的内容也发生了某种变体，不再太多地专注于具体的过渡过程（这也与参加讨论者多为非历史学家有关），而是渐渐演变成以阐释唯物史观为主，关于过渡的动力问题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认识过渡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

1984年，罗杰·戈特利布（Roger Gottlieb）发表《封建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与综合》（《科学与社会》第48卷第1期）一文，“重新点燃了关于过渡问题的辩论”。戈特利布后来把他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概括如下：（1）封建主义的动力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不可解释为从其他社会抽象出来的任何单个因素的结果；（2）这样做的企图产生自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即认为马克思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理论应该成为任何社会的理论模式；（3）除了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设想我们能发现一种存在于其他社会内部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是一个错误。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认为所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都是一样的。对封建社会来说，阶级关系虽然是基本的关系，但那时的阶级关系并非只取决于直接剥夺经济剩余的结构；而且阶级的形成也与普遍存在的、历史上特定情况下产生的政治关系有关。此外，阶级关系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那些在生产中和剥夺剩余时直接面对的团体（贵族和农民），而且也涉及地理上遥远的与世界贸易网有关或与各种殖民主义形式有关的那些群体。“封建社会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原动力’（prime mover），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社会的历史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不是可预测的某种无意识的经济的产物。”他还强调指出，他吸收了多布、布伦纳、希尔顿、安德森、沃勒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建主义的动力及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三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的产物：封建领主在生产力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企图增加收入而激起农民反抗；封建主义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使前资本主义城市中心得以出现；一个世界范围的贸易和殖民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并为早期资本主义各门“工业”提供了市场和输入各种农产品。“这三种因素导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竞争性资本主义从西欧封建主义中发展起来。这种有历史意义的结果，在其他有同样技术条件的社会里均未见到，这证明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证明任何（假设的）人类社会变化的普遍规律。”这些观点企图把各种理论综合起来，虽有点“大杂烩”的味道，但也促使我们从更宏观的理论背景和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考虑资本主义起源问题。1987年他又发表《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首位：进一步讨论过渡问题》的文章，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

针对戈特里布的观点，戴维·莱伯曼当即进行反驳，写了《生产方式和过渡理论》等文章（《科学和社会》第48卷第3期，第51卷第2期），批评戈特利布认为社会演变不具有确定性的规律及否定生产方式首位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过渡理论。他认为，第一，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的社会进化理化，及其兴起、衰落和被取代的机制，不能像戈特利布那样只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方的特定社会经验的事实来质疑，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经验的理论”，而是一种“综合推理的产物”（synthetic a priori）。它享有特殊的地位，超然于纯粹经验的事实，能解释为什么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他还认为在偶然性领域（不是理论领域），这是一个描述的而非解释的问题。第二，正是下降到这个偶然性的领域才产生了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某种解释。但从根本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所以社会进化在生产力能够有效地发展的地方会发生得最快。

斯威齐则表示十分同意戈特利布的意见，说这是他过去的解释中从未清楚地说明但已经内含着的观点。他还强调说：“我现在认为该观点对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关键的意义，即在所有历史记录下来的社会制度中，只有资本主义才在相当程度上受那些被称为运动或发展的‘规律’所支配。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罗杰·戈特利布在重新讨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题材的文稿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把它作为他的论证的一个重要部分。”斯威齐批评那种否定过渡时期外力的作用，一定要从内部寻找其过渡方向和力量的做法，认为这是“推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自己的观点“只是试图从一个比那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更广泛和更富于成果的角度来看欧洲封建主义的话题”。他认为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眼界狭隘，所以近40年来关于过渡的讨论是不成功的，讨论本身正失去活力，并越来越受到挑战。他举了萨米尔·阿米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即西欧的封建主义只是许多进贡模式（tributary mode）的生产方式中的一种，而且远远不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方式的典型形式，从未达到过这种进贡式的生产方式的成熟状态，即没有出现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出现过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罗马帝国早已瓦解）。然后他说道：“正是西欧版的进贡模式的相对落后和不存在集中的权力，才使得资本主义在这个地区取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并最终向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扩张，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它自己（资本主义）的集中的政府和帝国。”

这一争论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久前，戴维·莱伯曼又写了《历史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介和变化问题》，企图整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给历史唯物主义下的定义是：“研究各种控制社会结构的演变、转化和取代的原理，是探讨人类避免不可预见的乌托邦和不可改变的地狱般的社会的双陷阱的最好的出发点。”他用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中的“市场起源说”和“阶级斗争起源说”等观点调和起来。他说，皮朗、韦伯、托尼和斯威齐都强调商业和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瓦解和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法中商业本身是一种起解围作用的事件：其突然获得的重要性得不到解释”。另一种解释过渡的观点，即多布和布伦纳他们强调英格兰农业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似乎强调内部因素的作用，比如领主对收入需求的增长、阶级斗争。这是一种从内部来解围的方法，但这里构成因果关系的各种成分的影响和意义不涉及系统地说明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定特征。莱伯曼认为他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模式能够克服上述两种主张所造成的问题。“首先，它表明了如何及为什么封建主义既促进市场的出现但从长远看又易于受到市场发展的伤害，这一‘重要矛盾’可以追溯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第二，领主们会希望在损害农奴利益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每个时代的剥削阶级那样，对此不应感到惊讶。但决定性的是这种阶级斗争的节奏和结果依赖于直接生产者抵制的能力，而且无疑这种能力取决于受某种与庄园经济相对立的城市和基于市场的选择的存在，这一点，如我们所看到的，必须等待封建鼎盛时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式可以满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种种要求，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是从各特定生产方式的经验的细节中产生的。”

莱伯曼申明：“我享有柯亨的目标，那就是援引一种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的意志、意识和力量是一种确定的然而是可以修改的历史演变理论的基础，这是一种普遍的和定向的理论。在追求这个目标中我们可以拒绝两种极端的立场。一种极端是可能基于这样一种极端意向（extremeintentionality）的理论，即认为理性的行为者自觉地选择生产力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他指出，必须注意到，直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到来，生产关系一般都曾在人类的意识中呈现为不成体系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化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假定，生产关系，不像生产力，只是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成为有意图地活动的焦点。“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使某个新阶段成为可能的一套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功效（efficacy），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一种特性（property），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历史活动者并不享有这种特性。”所以，没有理由假设封建领主能推出这样的结论：给予农奴某些处置土地和工具的权力会导致生产力集约化的发展，并因此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如果他们能‘推论’到这种程度，那么他们将很可能会沿着这一途径看得更远一些，注意到生产力的这种集约化的发展，将会把市场关系的扩大作为发展的基础，而结果会带来他们（领主）的毁灭。然后他们将有意识地阻碍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并试图回返到某种奴隶制的形式。当然，所有这些都是荒谬的。”另一种极端是达尔文派关于竞争的主张。该主张在理论上过分延伸，在怀疑人类意图对历史过程的影响上走得太远。它把历史看成本质上是一个无目标（undirected）的过程，只有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例外。但这两个极端都是有缺陷的：

强调人类自我选择的意向派和强调竞争的达尔文派这两个极端都支持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定向性，当然，这只发生在资本主义之内（至少在市场关系被假定为一种独立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内，而客观社会规律就存在于这种领域之中），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外。这是把现代的形成看成那种大过渡的一个结果；忽略其前的那些“大过渡”及忽视整个生产力—生产关系模式的阶段性的（stadial）结构，因而都是有征兆的，不是偶然的。我还注意到，这种偏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习惯和思潮相一致。比如，世界体系理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高度紧张的延伸（hyperextension），现在被规划成一种追溯到16世纪或甚至可能追溯到古代的世界体系，其各种单独的成分和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都被认为与这一背景有联系。这再次与主流的社会科学会聚，因为对主流的社会科学来说“资本主义”是与所有理性的思想和工具性的行为融合在一起的……

作者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的：显示人类生存状况的是劳动，即有意识地与自然的互动，以便得到生活资料；由于意识为社会所固有，所以这就直接产生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及人与人本身之间的互动的区分。“这两种形式的互动分别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称之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鉴于其基础性和重要性，我正式称我提议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抽象的社会整体（abstract social totality）的层次上相结合，形成某种连贯的、很好地铰接在一起的整体，我们称之为生产方式。”他认为，这种理解能更好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阶段性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模式的焦点是每种生产方式中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所以市场关系始终起调停作用，它们始终是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因而超越资本主义形态的市场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及更一般地超越于市场形态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出现了。一个充分的、阶段性的精美复杂的社会演变模式于是稳固地指向超越当前的方向。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中条条道路都通向资本主义……对有意识地行动中的人来说，沿着这条道路的进步始终是一个问题，绝非自动产生，绝非得到保证。延伸这个隐喻的话，一次雪崩可能造成一堆障碍物，阻断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甚至可能是永久地阻断。上面勾画的抽象的社会总体，如我曾反复强调过的，只是关于潜在的可能性的蒸馏物（distillation），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在人类的力量和成就中的具体化就是历史创造者的持续不断的劳动。

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与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的，即都希望在否定经济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的同时找到一种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种理论既要坚持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要说明这种规律性并非预定好的一条道路，而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自身活动的结果。

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演变成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学者们开始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审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把这一过渡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同时这一研究又推动人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理解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也可以说是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