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框架与本书的主要观点
关于东南亚族群迁徙、跨境流动、跨境移民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东南亚地区跨境迁徙问题的认识，也加深了我们对从中国迁徙到泰国北部地区生活的美良河村村民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解。本书将以民族志文本方式，将泰国美良河村村民的迁徙历史，糅合于时间和空间变化之中，向读者呈现出这一移民群体从被迫离开国家、到主动离开国家、再到主动归附国家的选择过程，并以此为个案探讨跨境移民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问题。
本书通过导论和七个章节展开文本的叙述与分析，最后得出本书的基本结论。
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主旨，对几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进行界定，对本书研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史回顾，介绍本书的框架结构、田野调查的经历和感受。
第一章，主要介绍泰国美良河村的地理概况、村落空间和族群分布，村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作用，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发展情况，村民的生计经济与生活水平情况。
第二章，主要叙述生活在泰国美良河村的“云南人”和拉祜人离开中国故乡的原因及迁徙历程。泰国美良河村的“云南人”主要由几个群体组成：云南马帮，主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从事跨境贸易而离开云南，后留居在缅甸境内的人；中国远征军，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时滞留在缅甸的国民党军人；流落到缅甸的国民党军人，这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驻守滇南的国民党九十三师败退至缅甸，从此流落在缅甸和泰国境内，成为一支“孤军”；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翻身做主人，旧时代的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批受政治打击的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逃往缅甸；零散迁徙者，改革开放以后，因寻找工作等个人原因离开云南，迁徙到泰国的人。泰北美良河村生活的拉祜族村民迁徙历程并不长，主要是在1949年前后和1958—1960年期间。1949年前后迁徙出去的拉祜族主要是受撤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拉祜族宗教上层人士、国民党地方官员挟裹而离开家乡，迁徙到缅甸。在“大跃进”时期因逃避饥荒也出现了拉祜族大规模、集体性向缅甸迁徙的情况。
第三章，泰国美良河村的第一代村民，几乎都经历过从缅甸迁徙到泰国的经历。最初来泰国美良河谷安营扎寨的是国民党残余军人及眷属，这与这支“孤军”特殊的历史和特殊国际政治背景有关，是他们艰难求生的选择。而其他大部分人，包括非军人出身的云南人和拉祜、阿卡等山地民族，他们离开缅甸迁移到泰国北部的原因几乎都是一致的，是为了逃避兵役、战争、瘟疫等。人身和财产的不安全和不自由使他们在缅甸过着动荡的生活，他们希望寻求新的自由的、安定的生活。这些逃离缅甸政府军人和强权控制的“云南人”和山地民族，来到泰北的山林之中寻求生存之路。
第四章，迁徙到泰国北部边境地区的“云南人”和山地民族，他们希望找到一块安定栖息之地，但是，他们却被当作一些有问题的山民和难民。泰国政府认为，山民刀耕火种、游耕游居破坏森林、危害生态环境；山民种植罂粟进行鸦片交易，吸毒贩毒问题严重；山民和难民不顾国家边界四处移动，形成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甚至有些还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山民和难民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与此同时，由国民党残余军人建立的泰国美良河村，也因无政府控制而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争斗，枪声不断，打杀不止。在混乱与贫困中消极逃避的村民，开始逐步染上毒品和艾滋病，美良河村一度成为“吸毒”村、“艾滋”村。美良河村的混乱和沉沦在泰国国家政权介入之后才得到了根本性扭转。20世纪70年代末，泰国政府缴械了美良河村军人的武器，向村寨派驻边防巡逻警察；在村里创办泰文学校。美良河村还作为皇家项目实施的村寨之一，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扶持，山民们从传统游耕转为定居农业，替代种植使村民逐渐放弃了罂粟种植而主要靠林果经济为其生计。村寨的基础设施也在政府的投资下逐步发展起来。美良河村村民开始过上了安稳生活。
第五章，泰国美良河村村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得到泰国的公民身份。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政府允许山民和难民后代申请泰国公民证。美良河村村民在申请公民证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大多数人最终如愿申请到了公民证，成为泰国公民。法律上的身份确认使美良河村的村民们获得了在泰国自由生活和发展的空间，他们的生活由此改变。因为获得了公民证，村民开始享受到一系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建在村里的泰文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12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从幼稚园到中三年级）；村里的卫生所，为村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和诊疗，村民无论在村卫生所还是转到大医院，都可以接受免费治疗；泰国政府的社会福利规定，残疾人和年满60岁的村民都可以享受政府的养老金，美良河村村民也因获得公民证而老有所依、弱有所靠。国民身份的确立、政府对村寨的有序管理、社会福利的实施，使村民对泰国国家有了归属感，对泰国国王产生了由衷的爱戴。
第六章，获得公民证的村民，在法律上成为泰国公民，同时在皇家项目的支持下和泰国政府的各项福利制度实施过程中，村民的经济生活逐步好转，社区管理逐步规范，村民开始过上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由此萌发了“我是泰国人”的国家认同。当然，村民对泰国的国家认同有代际差异，在泰国出生、接受泰国教育、学习泰国语言和文化的新生代中，对泰国的国家认同更为强烈。泰国国民教育既是文化融合的平台，又是强化国民身份和爱国意识的工具。服兵役和参加选举，强化了作为泰国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海外淘金，则让村民深刻感受到了拥有泰国身份证的实质性意义——自由人的身份。
第七章，泰国美良河村的“云南人”在努力申请泰国公民证、试图融入泰国社会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不少“云南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内心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如建土地庙、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神龛、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祭祀祖先，等等。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办中文学校、让孩子学习中文，这种以大众教育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对下一代的影响意义深远。泰国美良河村“云南人”靠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与泰国人和周边山地民族的族群边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在逆境中保持自尊和自强的动力之源。
结论，通过分析泰国美良河村村民从中国到缅甸再到泰国的迁徙历程以及促使他们迁徙和定居的诱因可以看到，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构建，是同合法性、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政治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认同的最基本的要素在于政治认同。公民身份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迁徙到泰国的“云南人”和山地民族对泰国的国家认同，但利益获得才是这些移民对泰国产生强烈认同感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国家认同在这个群体中呈现出很强的工具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