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张伯苓校长要我在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我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感到这样一来，责任太重大了。我需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决定。我和我在京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