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俄语地区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人口多”“中国可能对世界造成威胁”这样的论调由来已久，并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负面形象。“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渊源可以往前追溯到19世纪的“黄祸论”。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提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过剩的人口将造成巨大的社会危机。“黄祸论”正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西方人眼中，“黄祸”带来的巨大威胁，一是“白种人国家的工人害怕中国苦力的竞争，害怕那些生活水平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廉价劳动力抢去他们的饭碗”，二是“远东工业化引起更加普遍的疑惧”，三是“很大部分黄种民族在政治上的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与此有关的想法就是，不仅黄种工人而且黄种农民和移民也将移居到迄今为白人所控制的地区来。”让人担心的是，伴随着人口的极度膨胀，廉价劳动力抢走白种人的饭碗，工业化制造的廉价产品冲击着世界商品市场，觉醒的黄种人将夺取亚洲甚至世界霸权，人口向外扩张产生的大量移民蚕食白人的领土，担心中国以此方式拓展中国新的疆域。“中国这个国家人口多得仿佛要溢出来一样，他们富有进取心，勤劳能干，渴望在所有能提供安全和保护的地方定居下来……只要有保护，就可以使他们不拘数量地进行移民，并且——也许可以大胆地说——建立第二个中国。人口完全过密的中国是几乎取之不尽的殖民人力的丰富的来源。”

百余年来，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内容不断丰富，但本质上就是西方的“黄祸论”思维，其内容大体包含中国人口威胁、中国领土威胁、中国经济威胁以及中国军事威胁等几个方面。在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俄罗斯、中亚五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俄语国家都在沙俄和苏联的版图之内，本节所论述的沙俄时期、苏联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等俄语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中亚等俄语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受到苏联和俄罗斯相关观点的影响，与俄罗斯的相关论调基本吻合。事实上，“中国威胁”纯属杞人忧天，这个话题不断被重新提起或翻新出现，只因它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制裁以及意识形态攻击的一个极好的借口。

一、沙俄时期的“中国威胁论”

沙俄是俄罗斯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盛时期其国土面积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俄语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芬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等国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领土。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对现实中国的描述越来越多，俄国人心中的中国逐渐褪去了“理想国”的光芒，变为一个“落后、愚昧、停滞、官僚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国国民形象则多是“奴性、保守、狡猾，且具有攻击性”。但直到这时，在俄国还没真正形成“中国威胁论”。19世纪后期，俄国在远东巧取豪夺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大批中国的移民和劳工来到远东地区。由于害怕中国收复被俄国占领的领土，同时畏惧中国的“人口扩张”，一些俄国学者和政客开始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其主要观点是：“中国是俄国的主要威胁之一，中国对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居心叵测，企图用‘人口扩张’的方法来使它们变成事实上的中国领土，未来中俄之间一定会为此发生战争。”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1814—1876）是早期“黄祸论”的制造者之一。他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严重威胁。中国人“精力无比充沛，而且强烈好战”“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开始熟悉和掌握来自欧洲的“纪律、新武器和新战术”。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必然向外寻找出路，“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转眼之间，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直至里海的整个地区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他们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的中亚细亚新领土），而且还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边！”为此，俄国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它的全部武装力量坚决地派往西比利亚和中亚细亚，并着手征服东方”。巴枯宁认为中国非常富饶，征服中国很有价值，而且中国比较容易征服，至少比征服印度容易得多。同时他认为中国是俄国潜在的严重威胁，所以，应该立即全力征服中国。

19世纪80年代，俄国亚洲问题专家普尔热瓦利斯基提出，“东方由于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典型特点，不可能在接受和掌握欧洲文明方面取得进展”“在中国发展现代工业将破坏牢固的家庭和传统的行业，引发大量失业，制造千百万无产者，他们由于人口密度太大，会比欧洲无产阶级更危险，不能就业的居民只好移居国外去另谋生路。”在他看来，中国是凝固和僵化的，即便掌握欧洲的科学技术，但却难以真正融入欧洲文明。普尔热瓦利斯基“建议用武力迫使中国将长城以北地区全部向俄国贸易开放”，中国军队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不必害怕，因为“一头狼足以迫使上千头的羊群逃跑，而每一名欧洲士兵相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就是这样一头狼”。普尔热瓦利斯基与巴枯宁有着相同的逻辑，中国是俄国潜在的威胁，不过当时的中国是停滞和贫弱的，同时，中国又是一只“肥羊”，对俄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所以应该尽快对中国开战。可见，所谓“黄祸”，只不过是俄国入侵中国的一个极好的借口。

俄罗斯远东政策研究专家马克西莫夫对“中国领土威胁”最为担忧。俄国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必将伺机收回失地。中国“从来不曾，也不会放弃它曾经占有过的领土，只是等待有利时机来收回它。它忍气吞声地把阿穆尔和乌苏里让给了俄国，肯定将会努力收回它们，就像17世纪时收回阿穆尔，现在想收回喀什一样。中国对俄国正采取越来越具威胁性的态势……几十年后，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将不仅严重威胁到俄国，而且威胁到全体白色人种”。马克西莫夫说出了很多俄国人的心声，俄国抢夺了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内心一直惴惴不安，怀疑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必将收回这些领土，他们深切担忧，几十年后，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将对俄国和全体白色人种都造成严重的威胁。直至今日，这种紧张、焦虑和不安仍然折磨着俄罗斯人。

此外，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博尔霍维季诺夫警告说：“中国人几乎将富足的乌苏里边疆区一切角落的贸易都抓在自己手中，将近80%的贸易机构都是他们的，俄国的中小商人和他们竞争简直就力不从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需要是最低的，又广泛开展了相互支持，出售的商品比俄国货便宜。中国人有时赔本出售，直到把俄国竞争者挤垮，然后立即提高价格。”不过经济威胁的论调在当时还很少见。

沙俄时期，“中国威胁论”形成并盛行，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中国贫弱落后，如同一只肥羊，被西方列强所觊觎，俄国也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希望前来中国分一杯羹。所谓“中国威胁”，其实是为俄国发动入侵中国制造舆论，提供借口。其二，俄国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内心惴惴不安，担心中国强大之后必然伺机夺回去。其三，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向外移民，远东等地区出现大量中国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将采取人口渗透的方法悄悄地“占领”俄国领土。

二、苏联时期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包括东斯拉夫三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等15个加盟共和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俄语国家和地区。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主动向中国示好，欲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表示愿意废弃沙皇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国领土和赔款，二战时期中苏成为盟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一阶段苏俄的“中国威胁论”大大降温。但即使在中苏“蜜月”时期，苏联依然存在“中国威胁”的思维。1954年赫鲁晓夫请中国派遣工人去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工作，但很快就撤销了这一请求。赫鲁晓夫当时对苏联其他领导人讲：“你们发现了吗，毛泽东多么愿意派人去西伯利亚！你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他们想兵不血刃地占有西伯利亚。这是他们目标长远的政策。我们应当表现出谨慎态度。要知道请中国人来容易，赶他们走就难多了。”在中苏蜜月期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苏联的“中国威胁”形象大为弱化。然而，潜伏在俄罗斯人内心的“中国威胁”的意识并未完全烟消云散，其骨子里面的防范意识仍然不时地流露出来。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此后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边境冲突频频出现，中苏关系面临巨大危险。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苏联重提“中国威胁论”，其宣扬的中国威胁程度超过沙俄时期，甚至超过美国的威胁。在这个时期中，苏联特别强调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军事方面唯一真正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防御中国，最好是不与中国去打仗……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人真正能够威胁到我们，没有人将会对我们发动进攻。”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极端强化了“中国威胁论”，其内容以威胁程度最高的“军事威胁”为主。

三、苏联解体后俄语地区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之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两国关系朝着健康、友好的方向发展，成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威胁”虽然不再是俄罗斯的主流论调，但仍然不时地冒出来，成为当前俄罗斯关于中国最主要的负面形象，其中尤以“人口威胁”为主，其他类型的威胁可以归咎于“人口威胁”引发。

2004年，为了评估远东居民对华态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在远东的几个区进行问卷调查（n=700），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俄罗斯利益及其远东领土构成的诸多威胁”的问题中，“中国的扩张政策”居于首位（46%），高于“美国的霸权主义”（35%）和“同日本千岛群岛的争议”（40%）；其扩张方式主要是“领土扩张”（40%）、“人口扩张”（31%）、“经济扩张”（27%）。2008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ФОМ）在全国46个州（或边疆区、共和国）的100个居民点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形象的民意调查（n=1500），结果显示，在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上，29%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9%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56%持中立态度，6%表示难以回答。进一步分析持否定态度的原因，7%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威胁”，具体包括：中国人太多，将挤满俄罗斯的领土（3%），廉价的中国商品霸占俄罗斯市场（2%），中国敌视俄罗斯，想侵占俄罗斯（1%），掠夺俄罗斯的资源（1%）。可见，在中俄不断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民众中依然不容忽视，“中国威胁”仍是当前俄罗斯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人口威胁”“领土威胁”和“经济威胁”为主。尤其在远东地区，“中国威胁论”表现得更为强烈。

“人口威胁”是当前俄罗斯“中国威胁论”最主要的内容，而且“领土威胁”也随之而来。不少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将以人口扩张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夺取俄罗斯的领土。著名电影导演、杜马代表С.С.戈沃鲁欣就对中国“人口威胁”深表担忧，他说道，“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最终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唯一生存希望就是我们！我们的能源、我们的土地。来自中国的自然扩张，即边境迅速中国化正在进行中。在国家东部地区到底有多少中国人，你们知道吗？将近100万！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著名作家А.И.索尔仁尼琴也持此观点，他在1998年出版的《崩溃中的俄罗斯》一书中写道，“中国不需要战争，需要人口输出——现在已经开始输出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中国人拥进我们空无人烟的土地上。”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政府忽视远东的发展，大量的移民可能导致远东逐渐被中国化。即便是坚决拥护同中国结盟的雅科夫列夫，也对中国表示担忧：“中国人相当集中地向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的其他地区渗透，这大概是得到北京鼓励的行为。中国人大批渗入和落户的威胁特别大，因为‘渗入者’坚信，他们不是到别国的土地上，而是到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只是在150年前丢失的土地上。目前，同我们友好的中国还继续紧张地进行对上述领土的科学论证工作。”雅科夫列夫担心中国将以“人口扩张”的方式“收复”被俄国侵占的领土。

在中亚五国民众眼中，中国被视为是“最大威胁”，有调查显示，31.6%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30.5%的哈萨克斯坦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最大威胁”。在2010年КИСЭИП的调查中，研究者在阿拉木图以及乡村居民中进行了系列深度访谈，分析发现，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感受最强烈的威胁是“人口威胁”。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好战的、人口过剩的国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中国人势必向外扩张。在当前的形势下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人口对外扩张，扩张的方式如“很多中国人在大型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工作”，或者“中国人娶我国贫穷人家的姑娘，从而成为我们的公民”，或许多中国人在哈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或移民。当中国人在当地的数量剧增时，哈国民众感受到莫名恐慌，“移民五千万人过来，这里就是中国的一个新区了”。“侵占领土”是哈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忧，他们认为虽然当前不会有战争的威胁，但是“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当中国人满为患、人们没有地方可以生活的时候，可能出现中国入侵我国领土的威胁”，“对于中国而言，不排除我们会成为它的美味”。

为什么一向秉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中国总让外国民众感到极大的威胁？媒体宣传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新彼得堡报》2003年9月25日报道，“在12年间俄罗斯人口数量从1.304亿减少到1.041亿，同时从独联体国家引入950万人，12年来俄罗斯人数减少3580万，年均自然减幅为1.7%，按照这个趋势，2010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9100万，2020年将为7700万，2030年将为6500万，2040年将为5500万，2050年将为4600万。然而，根据官方的判断，在俄罗斯的常住中国人大约800万人，如果90年代以来每年五六十万中国人来俄罗斯，2002年将超过100万，2008年前将达到200万。根据这样的趋势，2010年俄罗斯的中国人将达到2100万，2020年4400万，2030年7000万，2040年1000万。大约在2025年，在俄罗斯的常住人口数量将超过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还可以长期掌控国家主权吗？”事实上近年来俄罗斯的中国人数量并未快速增长，2013年以来连续三年，在俄华人数量仍然只是100余万人。相反，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近年来华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某些俄罗斯人和媒体的“中国人口扩张”论调脱离事实，实为臆想。

一些党派为了吸引民众关注，故意以“中国威胁”为噱头。例如，俄罗斯自由党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猛烈抨击俄罗斯当局的对华政策，质疑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其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烈。自由党认为，俄罗斯当局反复灌输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俄“三角”中主要是对抗美国的侵略，这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正在购买旧航母和现代驱逐舰，中国军队是俄罗斯军工集团的主要买家。“我们的政府一直没有注意中国正在觊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的主要武器是人口（近15亿）。”他们认为现在俄罗斯还没有抵御中国人口扩张的办法，中国的入侵已经开始，但是俄罗斯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边境人口数量与中国北部没有可比性（他们1.5亿，与我们1000万相比较）。西伯利亚和远东居住着200多万中国人。例如，在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人已经占居民人口10%。”而且，大批的中国人移居俄罗斯，却并不会与俄罗斯人融合在一起，很难实现对中国人的同化。“中国人没有与俄罗斯混居在一起，更不会融合到俄罗斯人之中。例如，在莫斯科居住着30万中国人。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遵循着自己的规则。他们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有线电视、自己的医院和幼儿园。”成为俄罗斯首都中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国中之国”。俄罗斯自由党明确指出，“中国威胁”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中国人在占领他人土地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们提出，“现在的维吾尔自治区50年代并入中国。那时候那里的维吾尔族占92%。但10年之后汉人已经占到96%。这样他们就变成了少数民族。”俄罗斯自由党看似有理有据，其实观点偏激错误，作为论据的基本数据都有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都有所增长，增幅基本持平。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新疆的汉族占全区总人数的40.1%，新疆的汉族占96%这样的数据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经济威胁”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人口多，而且勤劳肯干，不怕吃苦，人力成本较低，导致商品价格低廉，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市场，对俄罗斯本土企业造成强烈冲击。此外，不少进入俄罗斯的商品质量低劣，也引起俄罗斯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可见，“经济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人口因素的影响。

“中国军事威胁”论调在当前虽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但依然还存在。俄罗斯军事理论家沙拉文提出，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将成为比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更厉害的“第三类威胁”，中国是俄罗斯的头号敌人。在讨论俄罗斯对华军售问题时，常常出现“中国军事威胁”的思想，反华人士认为，如果俄罗斯将最先进的武器出售给中国，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超越俄罗斯，对俄罗斯将造成强大的威胁。“军事威胁”在一定程度也受中国人口因素的影响，有俄罗斯人甚至认为，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100万人，那就大伤元气，而100万人对于中国来说却不算什么。

不少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卢金指出，有些人认为“建立与美国一致的遏制中国政策，可以巩固俄罗斯的地位”，他们宣扬“中国威胁论”，目的在于“破坏中俄关系，激发俄罗斯对‘黄祸’的恐惧和对中国的敌视，完全是符合美国反华的全球竞争逻辑的。至于有些人说中国可能侵犯俄罗斯的领土，其实是一些不想了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政治的人”。卢金看到了俄罗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的政治立场和真正意图，并对其进行了批驳。

2013年3月5日，在莫斯科举办的题为“中国威胁论是否成立”的论坛中，俄罗斯地缘政治问题科学院副主席康斯坦丁·索科洛夫明确指出，“只要看看利比亚战争、叙利亚问题，如果将来再发生伊朗战争，就可以明白，威胁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俄罗斯亚洲工业家企业家联盟玛格丽特·费多托娃认为，“在俄罗斯存在所谓‘中国威胁’的地方恰恰是俄罗斯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近年来，俄罗斯在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带来很大成效。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其根源在于腐败。而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俄罗斯在发展远东地区方面的无力和中国在中俄边境地区经贸活动的活跃。此外，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也是一部分西方势力在俄罗斯挑唆的结果。”索科洛夫、费多托娃也看到，真正威胁俄罗斯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与库济克、季塔连科的观点一致。同时费多托娃还指出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国内腐败。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库济克和院士季塔连科积极推动中俄合作，反对中国威胁论调，他们认为，“在未来10年，重点应该放在充分发挥俄罗斯明显且为中国迫切需要的相对优势（拥有能源，领土辽阔和过境运输能力）。大规模吸引中国人到西伯利亚和远东投资，以及俄罗斯企业参加振兴中国东北和西部的任务，能够大大地振兴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首先是创新，然后便可大量生产现代化产品。可以说今天俄罗斯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恰恰就在中国。”库济克、季塔连科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应该是美国，应该与中国紧密合作，中国是俄罗斯发展和强大的关键所在。他们不仅反驳了“中国人口扩张”收复领土的论调，而且认为应该吸引中国人到西伯利亚和远东，以解决俄罗斯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促进俄罗斯的发展。

在中俄友好国家关系的背景下，俄罗斯官方对“中国威胁论”基本持否定态度。如俄罗斯现任副总理普里霍季科曾指出，“据相当可靠的资料，常住俄罗斯的中国公民，总数不会超过15万至20万。俄罗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更低，仅为3.5万。没有根据说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公民到俄罗斯，更不用说非法进入了。”伊尔库茨克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克多·科鲁戈洛夫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根本不存在，相反，来自中国的经济支持却是远东地区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崛起将为远东地区带来发展的新机遇。”

国内个别学者对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问题进行了研究。于鑫对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作了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思考，他指出，当前俄罗斯“中国威胁论”主要包括“经济威胁”“人口威胁”“军事威胁”“领土威胁”和“中国环境威胁”。与西方明显不同的是，“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民间调门高于官方，地方政府调门高于中央”。目前俄罗斯存在“中国威胁论”主要有五个原因：其一，“沙俄和苏联长期的反华宣传的影响”；其二，“西方国家的挑拨”；其三，“俄罗斯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衰弱和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强弱关系的反转让俄罗斯人心理上难以接受；其五，借“中国威胁”的话题赚取民众支持。于鑫认为，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为反华、侵华政策服务的。当前中俄关系以友好合作为主，“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崛起的必然“副产品”，不必过分紧张。为了打消俄罗斯一些人的“中国威胁”的顾虑，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打击非法贸易和非法移民，加强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吴大辉认为，当前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依然有一定的市场，主要包括“固有领土回归说、过剩人口扩张说、贫穷引发侵略说和原材料掠夺说”四个方面的内容，其生成的原因为“历史的记忆无法抹去、现实的反差不断扩大、中方的实务授人以柄、西方的鼓噪趁虚而入”。于鑫、吴大辉对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形成原因等进行了梳理，并从中国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中国威胁论”历史由来已久，且有全球性，不仅在俄罗斯是如此，哈斯萨克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俄语国家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从而对中国都心怀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