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貌相似而实不同的四国

一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

在突尼斯首都之南约二百五十公里处的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地区首府里，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大学生依靠在街头卖水果养活一家八口。2010年12月17日，他因为没有摊贩执照而被一位女性警员没收了水果车和他借来的秤，并且当众掌掴他。这个被羞辱的男性小贩立即跑到地区政府去告状，但没人理会他。在冲突发生一小时之内，小贩没告知家人，就提着罐汽油回到政府楼里，把汽油淋到身上，引火自焚。

在场的人把他送到医院，但两周后不治身亡。小贩自焚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下片段，把视频上载到网上。接连两天，小贩的母亲、家人和大批群众到地区政府示威，遭到强行制止，又有人将这些场面拍了下来，放到互联网上。三天之后，示威从地区首府蔓延到首都突尼斯，群众要求在位二十三年的总统本·阿里下台，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连续跟踪报道，壮大了示威者的声势。

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辞职，流亡沙特阿拉伯。其后不到一个月，在位近三十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群众连续示威和美国压力下黯然离职。也门、巴林、叙利亚也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示威和政府镇压；利比亚更爆发了内战，引来联合国的干预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连番空袭，最后政府垮台，总统卡扎菲被杀，全国陷入混乱，至今尚未稳定。而也门和叙利亚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而令人痛心。

突尼斯一个小城里的一名小贩自焚，本来不会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个事件通过网上媒体的传播，居然能够引发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并且由此导致阿拉伯世界全面的政治动荡与变革。这就令人在看到现代信息传递手段的威力的同时，意识到阿拉伯世界必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无意在这里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做全面的分析，只想比较一下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四个位于非洲北部且有着相似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检视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存在的问题。

相似的历史文化

在阿拉伯文里，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统称为马格里布（Maghrib），意思是日落的方向。

马格里布的原居民是柏柏尔人（Berbers），他们大约在九千年前由埃及移入这片广大的地区，分成许多以农牧经济为主的部落，也出现过较大规模的王国。

地中海南岸地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内陆的沙漠和绿洲则主要是由柏柏尔部族控制。公元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由埃及西进，迅速地征服了整个北非。

经过一千四百年的通婚与文化融合，柏柏尔人已经全部伊斯兰化，大部分也都阿拉伯化。同时，北非的阿拉伯部族在这里繁衍了一千四百年之后，无论在语言上、宗教信仰上还是生活习惯上也都具有柏柏尔特色。北非对当初的阿拉伯帝国首都来说是“天高皇帝远”，政治上从来都不曾听从大马士革或巴格达的号令。

对今天的北非四国来说，很重要的两段历史经验是奥斯曼帝国三百年（16—19世纪）的统治和欧洲殖民主义一百多年（19—20世纪）的掠夺。

今天这几个国家的名称和疆界以及国内行政区域的划分，大多是承袭自奥斯曼或是欧洲殖民时代。奥斯曼帝国把它在北非的领土分为三个辖区，各以其首府命名：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Tunis）和的黎波里（Tripoli）。这就是今天阿尔及利亚（Algeria）、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这三个国家的由来。摩洛哥（Morocco）远在大西洋之滨，奥斯曼人的统治从来没有真正到达那里。

奥斯曼时期有许多以北非为基地的穆斯林海盗，欧洲人称他们为“Barbary Pirates”或“Turkish Corsairs”。他们除了掠夺货物，还把欧洲俘虏卖为奴隶。一如早期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把他们的海盗视为自己“综合国力”的一部分（Corsairs就是法国政府支持的海盗），奥斯曼帝国当局对这些穆斯林海盗不仅不查禁，甚至给予庇护，因为这除了是一项重要收入，有时还可以用来抵御外敌。从19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和美国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海盗问题。

但是接踵而至的，就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北非进行系统化的掠夺。殖民掠夺发生在大家记忆犹新的近代，这段历史对北非人民的心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现在，北非的人口几乎都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因此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任何摩擦，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任何冲突，都会在北非引起强烈的反响。

地中海北岸的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与南岸的北非四国来往一向频繁。它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是北非四国的宗主国，而今天却是数以百万计的北非人的寄居地和“阿拉伯之春”之后难民潮的目的地。近年来这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放缓，高失业率和财政赤字成为长期性问题。因此，许多欧洲人对大量北非移民享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非常不满。这些理由再加上近来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欧洲各国政治上的重要议题。欧洲政客们在选举中的言论传到北非，当然又会引起另一种不满情绪。

由于近几十年来北非各国的人口急速上升，年轻人的人口比例很高，就业机会明显不足。如果移民欧洲这条路一旦封死，就不啻使这四个北非国家失去了一道安全阀门。因此，今日北非的社会确实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可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震撼，就说明这个偶然性之中存在必然性。

不同的发展轨迹

这四个国家中，利比亚因为地理位置最接近奥斯曼帝国的本土，受其统治的时间也最久，直到1912年才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二次大战时它是“沙漠之狐”德国隆美尔将军与英美联军作战的主战场；英、美获胜后，在利比亚成立了军政府。

阿尔及利亚距离法国最近，1830年起就被法国入侵，1905年被法国完全吞并，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几十年间超过一百万法国人跨海移民到阿尔及利亚。1962年，阿尔及利亚得以独立是阿尔及利亚人多年游击战的结果。

突尼斯在北非虽是地理小国，却是文化大国。它既是当年迦太基的所在地，又是罗马帝国非洲部分的首府，并且是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中心。1883年突尼斯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它的人口欧化程度比较高，今天在社会上和许多家庭里仍然是法语与阿拉伯语并用。

摩洛哥是“真正日落之地”（Al Maghrib）。进入20世纪，几个欧洲列强都对它十分觊觎；经过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几轮交手，法国于1912年将摩洛哥作为它的保护国。今天摩洛哥是相对稳定的王国。

在这几个国家的独立过程中，由于地理条件、社会传统以及领导人风格的差异，它们各自经历了颇为不同的非殖民化过程，也演变出今日颇有差异的政治生态。

利比亚：国王、独裁狂人、各派混战

19世纪末期，利比亚出现了一个由苏非学者赛努西（Muhammad ibn Ali as-Sanussi）创立的新式教团，大本营在东部的昔兰尼加（Cyrenaica）地区，信众遍布各地，成为宗教、政治和商业上的一股力量。1911年意大利入侵后，赛努西教团带领民众进行了多年的游击战。二次大战意大利战败后，英国托管利比亚，认为可以和赛努西家族的领袖伊德里斯（Idris）合作。

今天的利比亚在意大利入侵前是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即西北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西南部的费赞（Fezzan）和东部的昔兰尼加，分别以的黎波里、塞卜哈（Sabha）、班加西（Benghazi）为首府。它们各有一套行政体系和税收来源；各地上层人士也有地方利益，平民多数认同于自己所属的部落和区域。“利比亚”是1929年由意大利人推出来的殖民地的名字，一般人对“利比亚”并没有认同感。英国交出托管权之前，通过多次协调才让各地上层人士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利比亚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Libya）。1951年，英国属意的伊德里斯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国王。

1969年，年仅二十八岁的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政变，放逐国王，上台执政。卡扎菲对自己出身的部落很忠诚，曾积极推广伊斯兰，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小绿书”；他又以非洲人自居，与非阿拉伯、非穆斯林的非洲人十分亲密。这位个性奇特、政策怪异多变的“上校”其实也不难理解。他的基本政治哲学就是：要保持权力，就得有人效忠，就要与人利益；至于对手，打得过就不手软，否则也可以妥协。

2011年，在突尼斯出现的“阿拉伯之春”首先传到埃及，导致强人穆巴拉克倒台下狱。不久，利比亚也发生了暴乱和战斗。

这时，几十年来被卡扎菲压制的几种社会力量纷纷抬头。其中有多股力量组建民兵，占据地盘，并且找到了外国的援助。

几个月内，多年来掌握军队、行政、情报和金融机构的卡扎菲父子不仅无法压制反对势力，还被北约空军持续轰炸，又被国际法庭宣判为战犯。卡扎菲父子被击毙后，利比亚陷入了三年的混乱状态，几个不同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由此站住了脚跟。其中一个组织暗杀了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和另外三名外交官，引起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检讨和辩论。

2014年，通过欧美式的一人一票选举，利比亚成立了应该是具有民意基础和正当性的全国政府。不幸的是，虽然在三年内战中数万名利比亚人丧失生命，几十万人外逃成为难民，新政府还是无法终止内战。

九十年前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拼凑起来的富有宝贵的石油蕴藏的利比亚，目前看来很难得到和平与统一。仍在进行的内战把全国分为四大板块和许多零星的小区；最大的一片由效忠于全国政府的军队控制，西方国家和亲西方的埃及和阿联酋政府支持这个政权。还有三大片领土和人口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占据：从被卡扎菲压制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蜕变而成的政府控制着的黎波里地区之外的西北部，有土耳其、卡塔尔和苏丹的支持；比穆斯林兄弟会更加原教旨主义的萨拉菲派控制西南部；“伊斯兰国”所建立的利比亚省主要控制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接近地中海的地区。

展望五年之后的利比亚，很难想象人们会认为从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动乱比卡扎菲政权统治时期更好，也很难看到利比亚人在2021年时对往后十年的日子会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蓝图。

突尼斯：从独裁的总统到颠簸的民主

由于突尼斯在奥斯曼人统治时已经有自治的能力，法国不敢贸然出兵，而是等到1881年，在法国出兵阿尔及利亚五十年之后，才利用一个借口占领突尼斯；1883年，法国将突尼斯收为保护国。

此后的六十年里，法国很重视突尼斯的教育和基础建设，同时通过了各种征用土地的法律，静悄悄地将突尼斯最好的耕地变为法国人的农庄。

在大批去法国学习的突尼斯年轻人中，有一位索邦（Sorbonne）大学毕业的律师名叫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他在二次大战前就出版刊物，组织政党，以游行争取民主与自治。1956年，旧日的突尼斯大公（Bey）复位，布尔吉巴出任首相。次年，突尼斯改为共和国，布尔吉巴任总统。

布尔吉巴任总统三十年，大力推行教育，规定学校一律以法语授课。他是妇女解放的推动者；突尼斯在他任内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也培养了许多女性官员和专业人员。然而，他受限于自己所出身的社会传统，不但倾向个人独裁，也没有设法建立定期更换领导人的制度。1974年，布尔吉巴成为突尼斯的终身总统。1987年，他八十三岁时，由他一手提拔的副总统找了一批医生签字证明总统已经失去判断能力，由副总统接任总统。在“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逼流亡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就是当年逼他下台的那位副总统。

与利比亚不同，“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里人口素质最高的国家。因此，突尼斯在革命后的变化也与利比亚不同。

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之后，突尼斯宪法法院决定由副总统出任代理总统，并任命看守内阁；各方同意半年后普选产生制宪议会。在这段时间里，法院先是允许过去被禁的伊斯兰政党恢复活动，后又在舆论压力下禁止原来的执政党参与政治活动。从这些变化来看，突尼斯在革命后所出现的既不是暴民政治，也不是总统一人退任而由他的老部属继续当权的局面。

在2011年秋季的制宪议会选举中，温和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获胜。经过三年的政治斗争与协商，2014年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宪法规定突尼斯为共和国，以伊斯兰为国教，但不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法律的基础；总统由人民直选，五年一任，最多可以两任。

依据新宪法的第一次选举是在2014年10月，世俗派中间政党（包括许多前执政党的盟员）突尼斯呼声党击败复兴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总统选举于12月举行，经过两轮投票，呼声党的创始人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

回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五年来，既有可喜的进步，也有可惜的挫折。不同观察者带着不同眼镜，自有不同的感受。

平心而论，突尼斯举行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开放而自由的选举，并且实现了第一次通过选举而达致政权转移。但是在同一时段，两位左翼政党的主要人物被暗杀，群众冲击安全部队，恐怖分子针对外国游客发动袭击等屡次发生。

独裁总统流亡五年之后，突尼斯的民主正在颠簸而行。未来的政局发展如何还很难预料；可以确定的是，言论与集会自由在突尼斯已经有了保证。

阿尔及利亚：游击战和布迈丁

在北非四国中，阿尔及利亚人口最多，面积最大，是法国的三倍半。阿尔及利亚原本被纳为法国的一部分，独立前境内有超过一百万法国人，包括以《局外人》（L'Étranger）一书闻名全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Albert Camus）。

因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肯定更为艰难。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采取游击战方式，而这场游击战得到各国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援。出生于加勒比海法属马提尼克的法农（Frantz Fanon）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并写了一本对殖民地革命很有影响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法国在亚洲丧失印度支那三国之后，右翼势力更加强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本土的一部分。由于第四共和国政局不稳定，部分军人于1958年发动政变，拥护已退休的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建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曾去阿尔及利亚视察，在当地法国人的集会中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Je vous ai compris! ”（“我理解了你们！”）戴高乐也理解世界大势之所趋，决定让非洲的殖民地选择独立。此后，一百多万被称为“Pieds-Noirs”（黑脚）的法国移民陆续返回法国。

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时，由本·贝拉（Ahmed Ben Bella）出任总统，但不久就被国防部长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取代。布迈丁在位十三年间，建立了阿尔及利亚今日的宪政体制。他本人受过完整的伊斯兰教育，不过1978年他以四十六岁的壮年去世时，留下的是一个军人专政的世俗化政权。

但是，阿尔及利亚是伊斯兰传统很深厚的国家。1991年底的选举前，军人眼见他们的“民族解放阵线”可能会输给激进的“伊斯兰救世阵线”，就临时取消选举，自此开始历时十余年的内战，大约有二十万人因此丧生。

阿尔及利亚的当政者一般具有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对邻国摩洛哥的王室也有“先天性”的不满，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至今未能解决。

布迈丁曾说过这样一段有预见性的话：今后几十年，数以百万计的南半球的人将会到北半球去。他们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前往，而是去征服。他们的子孙将会征服你们。我们的妇女的子宫将会带给我们胜利。

今天，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这个预言感到不寒而栗。

摩洛哥：善于自保的穆罕默德后裔

摩洛哥虽然孤悬在非洲的西北角，但是从来都不平静。进入19世纪，摩洛哥需要与不同的殖民国家交往。当时的苏丹们曾用过“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没有办法阻挡西班牙占领它北部和西部的领土，也不能不让欧美国家的商业获得免税权，更没能防止法国在1906年先对它的银行、海关和警察进行“保护”，并在1912年正式把它变为保护国。近二十万法国人曾在此居住，而法文至今仍然被摩洛哥各界广泛使用。

二次大战中，摩洛哥一方面要和英美交好，一方面又要应付有权“保护”自己的法国亲纳粹的维希（Vichy）政权。因此摩洛哥的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阿拉伯名为Dar el Beida）就成为各国间谍互相刺探底细的好地方。

战后，经过各国协商，摩洛哥于1955年恢复独立。先前被放逐的穆罕默德五世回国统治这个王国。他的儿子哈桑二世（Hassan II）惯于打击反对派，但也有能力和魄力组织三十万人的“绿色进军”（Green March），徒步走进西班牙占领的西撒哈拉，迫使西班牙放弃这片矿藏丰富的土地。

现在当政的穆罕默德六世生于1963年，年富力强；虽然也是大权独揽的君主，却很会争取民意，也善于制造尊重人权的开明形象。在国际问题上，他不但亲美，与以色列关系良好，还任命一位摩洛哥犹太人当他的私人顾问。我与这位受法国教育、和我年纪相仿佛的顾问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摩洛哥的忠诚和对阿拉伯文化的认同。

始于突尼斯的群众示威在摩洛哥也出现过几次，穆罕默德六世以低姿态处理，答应尽快进行宪法改革，至今社会没有出现不稳定。

穆罕默德六世属于自17世纪以来一直统治摩洛哥的阿拉维（Alaouite）王朝。这个从摩洛哥南部一个小地方起家的家族自称拥有一个特殊的世系：他们与10世纪时出身于阿尔及利亚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s）的创建者一样，都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和他的堂弟阿里的后裔。单凭这一点，这个“Alaouite”（意为属于Ali）家族就颇有一套能让他们“国祚永续”的自保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