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港口与港口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港口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其战略意义超过其他基础设施。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港口和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一带一路”建设为港口和港口城市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方面的机遇，港口和港口城市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技术创新方面的保障。

一 港口与港口城市

港口是水陆交通和物流的枢纽，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历来有国家“门户”“窗口”，交通“枢纽”之称。

港口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35个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31个是因为有港口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化的城市。而且前10名的城市几乎都是港口城市。有资料显示，全球财富的50%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

设施联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港口作为属地城市重要的经济功能设施，是城市经济系统运转的重要物质条件和必要基础，并参与和渗透到经济活动各个领域之中，为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港口经济能量聚集越多，流动越频繁，越需要对港口城市资源要素进行统一协调和筹划。

港口给所在城市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一方面，港口所处的城市地理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集中、信息流通、公共设施齐全，有利于实现地区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港口是生产力发展的引领者。一般说来，港口每增加万吨吞吐量就能为当地拉动200万元人民币的GDP，创造约12个就业岗位。随着科技、教育、文化在经济竞争中先导作用的加强，港口城市作为文化交流和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

港口是一个经济能量高度聚集的区域空间，这种能量对周边区域，特别是对腹地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规模等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港口对其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的发展具有依托和牵动的作用。港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实体，港口作用的范围大于港口城市行政区划的范围。港口城市的发展需要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的市场和经济要素的支持和联系，而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也需要港口城市作为自己的发展依托。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充分利用港口城市的交通和市场功能配置资源，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港口城市在为其腹地经济发展提供资源配置通道的同时，也向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进行功能扩散与经济辐射，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港口作为资源配置的空间载体，对优化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具有重要作用。港口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对其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影响。港口城市可利用跨区域贸易中心，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把辐射国家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直接联系起来，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和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港口和港口城市的功能与作用也在不断扩展，尤其是在资源配置和物资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国际贸易运输量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

从世界航运史来看，城市的兴衰与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的位移息息相关。世界上工业发达与经济繁荣的城市兴起，几乎都与周围建立了大型港口有关；许多港口城市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持续的高速度增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贸易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港口生长点效应。当今世界上纽约、东京、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35个国际化大都市，有31个是因港口而形成独特的城市功能、形成强大的辐射力而兴旺起来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兴起也与港口的兴起和发展息息相关，如香港、上海、宁波、深圳、日照等，这些城市都因港口的带动而获得快速发展，而泉州、扬州这些曾在宋元时代赫赫有名的港口城市则因后来港口的没落而渐渐衰退。

在一个历史时期总存在一个世界性的航运中心，在国际航运活动中起着积极和重要作用。国际航运中心不是固定的，而是漂移的。20世纪初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地中海是过去之洋，大西洋是现在之洋，太平洋是未来之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航运中心的漂移经历了伦敦、纽约、东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太平洋地区（主要指东亚地区，即亚洲的环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迅猛崛起，在东京逐步形成和走向国际经济中心的同时，这一地区又出现了一系列经济中心城市和重要的国际港口，如香港、新加坡、大阪、高雄和釜山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心向沿海不断移动。全世界经济总量多半集中在沿海岸带300公里之内的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皆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发展特别快，这背后有其内在规律，是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