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观点

“互联网+”指的是以终端、软件、网络三大技术的创新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安装为基础，充分发挥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互联网成果与业已成型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并由此拓展，广泛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的一种社会运行状态。在当前经济语境下，其核心是以虚拟信息的无间断交换置换实体经济的效率损耗，延缓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一、技术基础

终端、软件、网络的创新和成熟为“互联网+”提供现实可能性，相关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是“互联网+”的技术基础。终端技术指的是处理器、传感器、新材料、增材制造等；软件技术包括云计算、雾计算、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包含4G、5G、工业无线技术、近场通信、量子通信等。

（一） 演化经济与摩尔定律：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内在关联

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到铁器、木炭进入生活，再到蒸汽机的轰鸣，几乎人类社会每一次的重大变化，其背后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某种技术的诞生，成为那段历史时期的标志。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基础设施发挥支撑作用。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基础设施也随之发生变化。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200年间，一共发生过五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相应地形成了一定的技术——经济范式。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是一种最优的惯性模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中，作者佩蕾丝提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经历4个阶段：导入期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中间会有狂热泡沫之后的调整期。在导入期，技术创新中的大量关键产业和基础设施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得以形成，但同时也会遇到来自旧范式的抵抗并产生各种矛盾。在展开期，技术革命的变革潜力扩散到整个经济中，为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的助益最为明显。历次技术革命的产业、基础设施和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如下表所示：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产业革命变迁史，不难看出，经济周期的波动与新兴技术的兴起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几乎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都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并由其主导完成了对传统产业的更新和改造，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书认为，这也是我们在当前时期强调“互联网+”的重要原因——即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尽相同，其对应的发展方式也需进行调整。当一种经济动力的作用从显著走向式微，为了寻找新动力，转变发展方式就显得极为迫切。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依靠“需求扩大”“增加投入”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难以强力驱动经济发展，只有将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从供给端发力，并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才能延缓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

另一方面，网络经济学中普遍得到认可的摩尔定律从微观的角度阐述了在互联网经济的背景下，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产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一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在摩尔定律应用的50年里，计算机从神秘不可近的庞然大物变成多数人都不可或缺的工具，信息技术由实验室进入无数个普通家庭，因特网将全世界联系起来，多媒体视听设备丰富着每个人的生活。以智能手机为例，得益于处理器工艺技术的不断提升，以至于指甲盖大小的硅板上能够放置的晶体管数量已经多到无法想象，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比20世纪5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强出无数倍。据计算，目前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强处理能力已经较20世纪计算机被发明的时候提高了兆亿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智能终端的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而价格愈发低廉这一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认为，讨论“互联网+”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相关设施或设备的广泛安装和普及。互联网进入中国20多年，网络从最初的简单接入仅能收发邮件到今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逐渐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其应用的载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首先得益于各类网络基础设备的大量安装。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 %。随着手机终端的大屏化和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高达88.9 % ；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为68.4 %和42.5 %。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运营商的积极推动以及网民对移动端高流量应用的使用需求，我国手机网民中通过3G/4G上网的比例为85.7%。除此以外，Wi-Fi无线网络也成为主要的上网方式。通信网络的高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为“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1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信息经济：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报告从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分工网络三个角度描述了互联网为经济增长带来的驱动力。阿里研究院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而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也逐渐从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和个人过渡。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等都在各自开发云技术，以期通过云服务收集用户数据、共享用户价值。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从诞生到普及，再到升级成为国家战略，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水平的全面提升是带来以上巨变的动力源泉，“互联网+”便是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新命题。

（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

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发展的载体和基石，其建设与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在全球经济与科技的角逐中，各个国家都将目光聚焦于那些有可能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前沿领域，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我国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指出宽带网络等信息通信设施是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对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拉动GDP增长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宽带普及率每增长10%, GDP将增长1.38%。不仅在国内，国际上的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支持这一结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发现，宽带普及率每增加1%，就业率上升0.2%至0.3%；宽带产业对上下游的就业拉动作用是传统行业的1.17倍。在欧洲，欧盟的研究表明：宽带在劳动效率提升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譬如宽带技术的使用能够帮助制造业提高效率5%，帮助传统服务业提高效率10%，帮助金融、信息业提高效率20%。

2015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针对保障支持“互联网+”发展的7大措施，“巩固网络基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足见其重要性。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宽带通信网络。据工信部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接近93万公里，光纤接入到户/办公室端口达到1.86亿个，全国93.5%的行政村开通宽带，移动通信基站达353.9万个。一些发达省份抢先引领和占据信息化发展的制高点，如上海市推进的大数据研究与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重点选取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终身教育、智慧交通、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等具有大数据基础的领域，探索交互共享、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建设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大数据技术成果惠及民众。一些欠发达省份在新一轮信息经济较量中寻求弯道超车的机遇，如黑龙江加快云计算产业发展，建成哈南工业新城“中国云谷”与大庆高新区，聚集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企业千余家。

（三） 新兴技术直接促进了互联网新业态的产生

随着互联网加速向传统行业渗透，大众的注意力也在发生着转变，从PC到手机，互联网如何为人们提供更为便利高效的服务成为很多互联网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移动互联网对受众注意力的牢牢占据，各类新兴产品层出不穷，同时也带动了很多传统互联网服务向移动端的大规模转移。2014年，打车代驾、网上招聘、在线售票、餐饮外卖、美容美甲、家政服务、健康体检、汽车保养等领域的新兴应用不断刷新了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的认识，互联网关注的领域也更加精细。大数据技术促使线上和线下的服务加速融合，商家通过不断挖掘数据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和服务，大大提升了用户黏性，手机和互联网成为现代人最不能离开的两种物品。也正是看到了这一领域的潜在商机，诸多互联网公司纷纷布局O2O。以BAT三大互联网巨头为例，仅在2014年，阿里巴巴便收购了美团、新浪微博、高德等多家公司，并投资银泰，形成“支付宝+微博+高德地图+淘点点+美团+聚划算”的O2O闭环网络；腾讯则收购大众点评，入股京东，布局生活类O2O，形成“微信+搜搜地图+大众点评”的移动电商生态圈；百度同样不甘落后，通过并购投资形成了“糯米网+百度团购+百度地图”的商业布局。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一批新产品相继问世，智能硬件设备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2014年，可穿戴设备、互联网电视等产品出现在大众视野，智能路由器、醛知道、空气盒子、智能烤箱、冰箱卫士、智能插座、智能门锁、智能洗衣机等硬件产品逐渐从概念化走向实用化，产业创新不断加速，家庭生活智能化成为热点话题。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4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综述报告》显示：随着技术应用日臻成熟，我国互联网产业生态链逐步形成。《报告》提到：“京东着力建立的家电统一控制与数据处理体系，阿里巴巴重点打造的云服务、智能硬件、智能路由、家居生态圈以及海尔成立的‘U+开放平台’”，以这些企业正在研发的应用技术为代表的新业态丰富了互联网的生态系统，这些看似零散的项目实际上都在推动着互联网朝着数据共享、万物互联、智能操控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这些尝试终将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从而助推传统产业的加速升级。

二、本质特点

信息要素是“互联网+”的本质特点。互联网成果与产业链环节的深度融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信息这一核心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专业性、优化服务水平等途径促进社会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信息要素的挖掘是将技术产品过渡到人类大规模应用的必经之路，也是从静止的、单一的科技产品转变为动态的、进化的、多元的、服务于人和社会的一切商业、非商业用途的产物。这句话揭示了信息时代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

（一） 信息生产力崛起，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信息一直存在，但从没有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时代，社会生产力主要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的大规模生产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体系建立，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不仅包括物质资源，以资本和动力为代表的能量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到了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上升为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成为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第三种生产力，即信息生产力。所谓信息生产力，指的是创造、采集、处理、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资料的水平和力量。它具有高智能化与网络化、高渗透力、全球范围运行等显著特征。与传统工业生产力相比，信息生产力具有更优的技术基础，能更好地满足人的现实需求，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衡量未来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

信息成为独立于物质、能源的第三类生产要素，历经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信息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信息爆炸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常态，大数据则是信息爆炸中的重要产物，当前的数据资源正在呈指数级增长。1991年，万维网诞生，当时接入互联网的全球计算机只有20万台，而到了24年后的今天，全球有将近30亿成为网络人口，每天发布的数据量空前丰富。据统计，一家微博网站一天内发布的信息就超越了《纽约时报》辛勤工作60年的信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影像可以连续播放98年；如今两天积累的信息总和，相当于人类历史留下的全部记忆。这一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由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梅特卡夫法则。他认为，网络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得到放大，具体表现是网络价值与联网用户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例关系，也即互联网的价值扩散的速度取决于新科技推广的速度，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最终提高整个网络的总价值。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不仅呈现出极为惊人的指数级增长趋势，而且爆炸性地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渗透和扩张。随着海量信息传播成本无限趋近于零，一场以信息互换和数据交流为基础的万物互联互通的生态网络正在悄悄建立，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带来新一轮的变革。

（二） 大数据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

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实际上，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该机构认为：“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20世纪以来，大数据在国家安全、军事训练、金融投资、生态环境和通讯等行业的应用已经发展了不短的时间，近几年来，由于大数据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很多企业将数据作为最重要的五星资产，把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能力看作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不仅对企业，数据也已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引领着新一轮的科技创新，甚至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2012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名为《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人们如今可以使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对社会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实时分析，帮助政府更好地响应社会和经济运行。”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大数据称为“未来的新石油”，并表示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运用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甚至将成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2012年，美国宣布投资2亿美元发展大数据等相关产业，这标志着美国已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并以付诸行动。

那么，为什么数据会成为未来商业角逐的重点？首先，大数据为商业决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无论是社交媒体、购物网站，还是视听节目下载、搜索引擎使用，大众在互联网上的任何操作都会以数据的形式留存在了网络上，各种信息采集的终端不间断地收集这些海量的数据。未来，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云储存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几乎大众所有的物理世界的行为都将会有数据相应存在。这些数据背后的逻辑，远远要比人的经验和直觉更加准确。譬如，2009年，美国暴发H1N1型禽流感疫情，谷歌通过对近5000万条美国人最常检索的词条和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进行比较，准确预判了禽流感的暴发时间和地点。又如，美剧《纸牌屋》的成功同样源自美国视频网站Netflix对用户数据的分析。该网站发现，喜欢BBC剧、导演大卫·芬奇和演员凯文·史派西的用户存在交集。于是Netflix就决定打造一部同时满足这几个要素的电视剧。事实证明，《纸牌屋》不负众望，一举成名。这些都是基于大数据“预见未来”的典型案例，案例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遵循通常意义上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数据找到了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发生联系的两个要素。因此，未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将依赖于计算机的数字运算结果，过去笃信的“眼见为实”在大数据面前，将有可能被彻底颠覆。因为，大数据的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看到大众所看不到的那些微妙联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不断渗透和扩散，各产业部门界限被打破，连接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实现了人、设备、服务、场景的连接。未来最大的能源是大数据，收集、拥有和汇总数据，掌握数据挖掘、分析和利用的技术，就是掌握了“互联网+”时代的先进生产力。

三、实现路径

互联网成果与产业链环节的深度融合是“互联网+”的实现路径。所谓“深度融合”，指的互联创新成果内在作用于生产、流通、消费、反馈等环节，打破原先的供需闭环，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全面关联。其外在表现为已有产业的改良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包括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创新。因此，互联网与传统产业之间，是竞争与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两者博弈的过程中，传统产业逐渐被“互联网化”，随着“传统产业互联网化”比例的上升，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进而推动实现经济引擎的换代，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 技术创新驱动为产业融合提供可能

产业融合是伴随技术变革与扩散而出现的一种新经济现象。首先，技术的创新为产业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企业通过把技术创新的成果运用到企业经营的各个层面，从而把产业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随着互联网技术创新和扩散速度的加快，产业融合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趋势。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光缆、信息处理技术的创新和迅速发展，促进了计算机、通讯、广播电视、印刷等不同技术的融合。美国哈佛大学最早研究了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融合，并指出这样的融合促进了电话、商用机械电子与其他产业的相互竞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特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表示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边界，并认为交叉处是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地方。

产业融合理论指出，随着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表现出比以往严格界限下更为灵活的状态，促进传统产业的创新型发展，从而有助于推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新业态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新技术往往拥有较强的渗透力，产业融合更容易产生于高新科技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产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的需求被提高，传统的产业形态和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其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作用逐渐弱化，地位也不断下降，并最终完成了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融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涉及服务、商业模式以及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现有的关于产业融合含义的界定主要是从技术、产业、产品、创新等视角来进行的。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属于渗透型融合，互联网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实现“1+1＞2”的过程。其形成的新产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融合后的产物在传统产业中有所依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或者产品形态并未完全消失；另一类是融合后的产物在传统产业中没有原型，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呈现。互联网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二）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良与提升

近年来，互联网在旅游、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发挥了其巨大的传播优势和成本优势，同时也向传统的工业和农业领域加速扩张，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传统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或多或少地被互联网改变。互联网向传统行业扩张版图的过程，形成新的平台，产生新的应用，构建新的业态，“互联网+”模式的强力推广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改良与提升的机会。

近年来，网络教育、在线旅游等无疑是“互联网+”模式最为活跃的领域。一方面，教育和旅游原本就是服务业中发展较快的行业门类，另一方面，这些行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体制机制环境也促使其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能迅速搭上“便车”。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839.7亿元，用户人数达6720万人，同比增长13.8%。随着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线教育用户网络学习习惯的养成，用户规模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17年将达到12032.6万人。根据这一数据，不难推测，未来，随着内容生产方、技术设备提供方、平台搭建方的相继入场，以及网络教育用户习惯的养成，“互联网+”在教育市场的规模将加速扩大。MOOC是当前网络教育中备受关注的一种新兴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和分享的精神。短短几年间，全世界的学校已经制作了近万门课程，几乎覆盖每个学科领域的每个学习阶段，过去局限于学校和课堂的学习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变得触手可及，知识得到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传播，不能不说这是对前人智慧资源的一次大规模深度挖掘。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课程，自主决定学习的目标和内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由网络技术引发的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化和补充。

（三）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颠覆和重构

现如今，电子商务早已经不是互联网世界里的新鲜事物，规模庞大的网购群体、数量惊人的交易金额、蓬勃发展的快递行业，无不展现着这个行业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电子商务被看作是零售领域的“逆袭者”，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全民电商的时代，电子商务在金融、消费、娱乐休闲、跨境贸易等各个领域强势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改写了旧有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俨然以一个“颠覆者”的形象成为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亮点。2013年，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2014年“双十一”（11月11日）当天，淘宝天猫实现了571亿元的单日交易额，这一数字在2012年为191亿元，2013年为362亿元。同时，双十一全天的移动端成交数字为243亿，占到总成交量的40%以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10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967亿元，日均799亿元，“双十一”的战绩，超过了10月中国日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0%。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实体零售商店首先受到冲击。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主要零售企业（百货、超市）关闭201家门店，较2013年关闭35家，同比增长474.29%，创历年之最。而在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72.2%。网络零售已经改变了中国商业的格局。中国电子商务公司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环境中，同样不甘人后。根据阿里研究院的统计，在TOP100零售商中，中国有8家互联网公司入围，其销售额占前100总销售额的39.3%。而在美国，只有3家纯互联网公司进入前100，销售额之和只占到3.7%。这显示美国的网络零售只是整体商业的补充，网络零售已经成为中国零售业最重要的新生力量。

尽管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互联网绝非“破坏者”的角色，网络的广泛运用也为传统产业带去了新的发展理念，注入了新的力量。对于传统产业的从业者而言，只要对互联网善加利用，巧妙借力网络的优势，即便是最古老的行业，也有望迎来新生。同样以零售业为例，美国著名连锁百货公司梅西百货在互联网席卷之势下，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摆脱了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针对美国网民越来越习惯于用手机搜索附近商场和在家下单的特点，梅西百货整合线上线下以及移动终端的资源，将遍布全美的800多家商店同时扮演仓库的功能，引导消费者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商品。对于百货公司自身而言，这一策略大大减轻了厂方的物流压力和库存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策略的实施还有助于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减少了退货的概率，实现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双赢。最终，梅西百货通过借力互联网的优势，实现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华丽转身。可以预见，伴随着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现代物流业的飞速发展，传统零售企业将被迫触网，并加速向与互联网融合的战略转型。

因此，“互联网+”体现出的是以互联网作为最基本的手段，与其他产业的生产要素嫁接所延展后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嫁接所能够发挥的功能、产生的效应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而产生的“加法效应”，而是产生了“乘数效应”，甚至是幂级的“指数效应”。

（四）“互联网+”与“+互联网”：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

“互联网+”与“+互联网”本质上相通，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全产业升级进而带动社会转型，但顺序的不同反映出的却是对互联网运用程度的不同。简单来讲，前者是互联网结合各传统产业，后者则是传统企业探求企业转型。“+互联网”强调“顺势创新”，互联网更多地被看作是工具性的应用，倾向于物理性的叠加，是一种存量改革。很多传统行业以既有业务为基础，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理念，以期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但是，由于传统企业早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套路和模式，往往容易低估互联网的作用，以至于大部分传统企业，仅仅把互联网定位成“先进的工具”，认为和此前的ERP和CRM提升信息化水平没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传统企业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体制及运营管理都与互联网企业有天壤之别，很难通过简单的架构调整就能改变的。因此，很多传统企业虽然用上了先进的工具，但转型并不顺利。反过来，“互联网+”则更多强调“逆袭创新”，把互联网看作是加的基础，倾向于化学性的反应，是一种增量改革。大体而言，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向商业的逆袭，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向金融业的逆袭，互联网传媒是互联网向传媒业的逆袭……这种由“新”向“旧”的突入式扩张，已经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因此，二者看似顺序微调，实质上却反映的是传统企业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转型升级的问题。一言以蔽之，传统行业对互联网的利用，不能只局限于工具和技术层面，而应深化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方面，金融、广告等方面较有代表性。互联网金融将金融业与信息业融为一体，金融业逐渐超越对互联网的工具式理解，认识到互联网金融带来业务创新的机会。在过去“银行+互联网”的背景下，诞生了网上银行、U盾或K宝支付、网络转账等服务，而在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征信方面，依然主要靠资金往来信息来甄别。对于银行等商业机构而言，贷款额越小，其成本就越高，因此大量小额贷款的市场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而“互联网+银行”的思路下，第三方支付、P2P、众筹、小微借贷等新型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其核心在于互联网聚沙成塔的平台效应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譬如，互联网公司与银行的合作，通过大数据挖掘等手段，通过自动监控企业的生产交易信息、水电使用信息、缴费时间信息、违法记录等，就能够有效甄别贷款者的信用状况，这既能够降低征信成本，又能够满足大量有着小微贷款需求的企业，实现了双赢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与“+互联网”的不同，实际上是传统产业对互联网认识和使用程度的不同，其深层次上是传统产业对互联网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背后的互联网思维的理解不同。

四、最终形态

广泛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社会运行状态是“互联网+”的最终愿景。这揭示了“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是寓大于小的渐进式的改革——纵向上，从微观的行业改进，到中观的产业革新，再到宏观的经济运行状态重构；横向上，从商业模式的优化，到体制机制的调整，再到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嬗变。最终，完成社会整体形态的转型。这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状态整体将呈现为一种开放包容、平等共生、边界模糊、自我进化的生态系统，处处体现互联网思维的特点，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是最终目标，也是实现过程，即这是一个动态平衡。

（一）互联网思维的全面渗透：不仅是技术和经济的革命

当今世界，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经济模式，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互联网正推动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科技的创新，引领世界走向未来。从人类技术发展的历程来看，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会引发一场思维方式的解放和文化潮流的转向。在互联网时代，同样也逃离不了这个规律。当前，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渗透性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业态，都不可避免地被网络的力量推动和蜕变。一方面，不断提升的互联网技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于网络平台尤其是各种社交媒体的出现，大众仿佛人人拥有一支麦克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生活的感悟，关注舆论热点事件，主动参与社会监督。尽管由于网络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带来了网络暴力、侵犯隐私等诸多负面影响，但是，现代网络治理体系的完善不能因噎废食，开放的网络环境促进了大众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这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为了关注民生、了解民情，很多政府部门也在网上开辟了办公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及时发布信息，以公开、透明、快速的方式来接受监督，以积极、主动、互动的态度来处理问题，甚至将过去的各类审批程序搬到了网上，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不可否认，尽管这样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但是这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互联网思维在政府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农业和工业被认为是与互联网“绝缘”的产业门类。然而，互联网的力量已经扩张到其中，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手段能够显著地提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并帮助农民打开了更大的市场，让受制于产地的农产品远销海内外。随着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普及，互联网的用户思维、跨界思维、平台思维、大数据思维等，也逐渐成为很多企业奉为圭臬的经营法宝。这些思维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生产模式逐渐被淘汰，转而强调消费者的主导性和参与性。在此基础上，消费市场在走向精细化、个性化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很多新的消费需求。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如何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需求、刺激居民消费、拉动就业、提高GDP的一个微观分析。总之，一个国家实力的强盛，不在于其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而在于其创造需求的能力，只有创造出新的需求，并不断满足这种需求，才能在循环往复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谓“创造需求的能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创新”。

归根到底，“互联网+”的核心是“思维”。尽管当前对于“互联网思维”一词，舆论上并不统一，但是否每个人都认可“互联网思维”这个词语已经不重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与社会对话，或走进这种思维方式的生活中。互联网思维的渗透，其效率最高的方式仍然是一个个微观的企业的运用。由于经济活动的趋利性和竞争性，客观上要求企业在自身发展中不断更新、迅速迭代，尤其在发展理念上要有前瞻性。综观诺基亚、柯达等商业巨头倒下的事实，他们所犯的错误，绝不是资金、技术、市场的问题，而是组织、文化和管理的问题。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深入，传统企业应当虚怀若谷，以主动的姿态拥抱互联网，以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参与社会生存，而不能将理念停留在工业时代。简言之，如果不进行自我颠覆，那就势必要被外界颠覆，传统产业在新时代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正在于此。随着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大众越来越多地享受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便捷和高效的同时，大众也将推动互联网思维的变化和更新。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既是“互联网思维”的实践者，也是“互联网思维”的创造者。

（二）“互联网+”是一场寓大于小的渐进式改革

以虚拟信息的无间断交换置换实体经济的效率损耗，是“互联网+”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揭示了“互联网+”的阶段性特点。笔者主观臆测，“互联网+”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阶段，即为当前经济语境下，互联网开始与传统产业相融合，在此过程中克服传统产业存在的弊病，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其结果包括对现有产业的改良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在这一阶段，“互联网+”战略的实施过程将通过一个个产业的互联网化完成经济形态的整体变迁。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认为，“互联网+”将会在比较容易突破的领域率先完成改革，如行政垄断较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业、餐饮业、物流业、娱乐业、传媒业等；紧接着是在存在一定行政垄断、但供需发生转换、供大于求的领域，如房地产的供求变化将会加速这一产业的互联网化进程；最后是在行政垄断壁垒较高、问题较多、信息化水平较低的领域完成最终变革，如城市交通、医疗、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互联网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方向的改革，即“互联网+”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消费者参与决策，社会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同时倒逼机制体制的改革，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互联网思维特点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不只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更体现在制度设计、社会治理结构等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助推中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涉及15个领域共330多项改革措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毋庸置疑，互联网在促进生产效率、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由于互联网对产业重塑力的大力显现，过去改革推进的主体——政府各级部门将会转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一方面，互联网将促使政府管理更加透明开放，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会在现行制度下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最后，互联网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

未来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应当是一种生态化治理的模式，其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责任是分散的，治理机制是合作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认为，互联网是典型的复杂生态系统，治理者不应该奢望这个生态是横平竖直、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所谓生态，就是一堆杂草，看似杂乱，却拥有无穷的生命力。治理者的目标不应该是把这对杂草建成草坪，看上去很有条理、很规矩、很舒服，而是应该去清除里面的害虫，只有像杂草一样去生长，才可能长成大树，而草坪永远只能是草坪。

第三阶段，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完成，未来社会不存在互联网企业与非互联网企业之分，不存在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存在脱离网络经济的实体经济。即网络经济不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和现实的结合，进入产业自适应阶段。

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产业互联网，当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全面完成，互联网将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连接的技术，而将成为一种人类生存的必需，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政治、文化、生态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则进入攻坚阶段，生产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互联网经济回归“信息要素是核心”的本质，因其天然的属性，如开放、透明、分享等，将大大释放信息（数据）在工业社会中被压抑的巨大潜力，进而转化成强大的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的新源泉。

第四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均调整到适应的状态，互联网成为社会循环和进步的基础，类似于工业社会中电的使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主体能够进行自我更新，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稳定阶段，即上文提到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