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步入深谷，1921(3)

1921年12月，当伊扎克·特本金（Yitzhak Tabenkin）加入艾因哈罗德时，劳动军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特本金比他们都年长，他将近34岁，已经拥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在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运动中，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普通大众，而特本金却是社会名流。他从波兰移民至巴勒斯坦的10年间，已经崛起为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鉴于他的朋友及竞争伙伴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决定从特拉维夫发起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特本金选择加入这个已然令犹太民众心驰神往的新基布兹。尽管他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局外人的身份，但他的出现将艾因哈罗德变成了基布兹运动的圣地。

1888年，特本金生于白俄罗斯，在华沙长大。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背弃宗教，投身激进的政治运动，母亲亦在波兰的革命知识分子中表现活跃。他的父亲在作为政治犯羁押期间去世，母亲则为前途远大的儿子奉献了一切。18岁时特本金就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界中享有盛名；24岁时他来到海法港，穿越山谷，定居特拉维夫。尽管信奉并且鼓吹劳动，可年轻的特本金并不擅长劳动。比起耕犁田地，他更喜欢高谈阔论。他无法实践自己宣扬的那一套理论，这深深折磨着他，常常令他沮丧万分。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过自杀。

对特本金来说，加入哈罗德山谷的首个基布兹，也算是一种补偿。他终于可以同真正的劳工一起，做着真正的活计。最后，他站在了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前沿。尽管特本金并不擅长分析或者雄辩，也并非才气纵横，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艾因哈罗德的青年队员都将他视作父亲或者老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特本金就成了基布兹中的领袖、艾因哈罗德的世俗拉比（rabbi）。

从个人气质和个人信念来看，特本金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深受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影响，他反对政府，痛恨所有的当权者，怀疑一切军事架构、等级制度及国家统一。当然，特本金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非战主义者，他承认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他的领导风格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并坚持好战的政治立场。特本金不尊重任何个人，无论是谁。对于他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促成事业的简单、原始的原材料。他认为艾因哈罗德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先锋，而先锋的要求就是摒弃所有个人权利，因为这些个人权利可能会危害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的蓝图。

而所谓的蓝图是什么，艾因哈罗德的梦想又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成为一个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基布兹。特本金及其拥护者拒绝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不需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也不信任国家外交。他们的途径是社会主义，注重实践和务实。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鄙弃本特威奇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以及赫茨尔资产阶级上层的精英主义。他们希望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统治，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阶级的大公社。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从艾因哈罗德开始。让艾因哈罗德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让它坐拥更多的田地，从山谷攫取更多资源，开拓其在工艺制品、轻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的利润空间；让它征服目极之处的每一片土地，征服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让它臣服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及满足其他一切所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梦。

春天来临之时，艾因哈罗德先锋队需要排干山谷的水。一天晚上，一名安静、认真的工程师抵达年轻的基布兹。他穿着灰色的西装，站在困惑的队员们跟前，解释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他打开一张地图给他们看，蓝色的粗线是运河主道，细线则是辅助的小水渠。众多小水渠均通往运河主道，最后将山谷中的污水尽数排出。这些由粗线和细线架构的网络，就像渔夫手中的渔网，撒在山谷间，它们将祛除盘踞山谷几千年的沼泽、淤泥及其滋生的疟疾祸患，使山谷清澈并引领它走向进步。

几天以后，山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男人。他们穿着卡其布的短裤以及看起来十分怪异的橡胶高筒靴，这些测量员们看起来就像史前的两栖怪兽，然而这群蛙人却能在受诅咒的沼泽中自由行走。他们沿着主运河和小水渠将要开凿的线路打下桩钉，系紧绳子。当他们完成的时候，高筒靴、绳索、各式各样的铲子也被运送到了营地。太阳一出，劳动军的队员们就一头扎进了哈罗德山谷的沼泽。酷热令人难以忍受，而蚊子使这一切更加糟糕。它们萦绕在耳边、眼旁甚至身体私处，从强壮而年轻的躯体里吮吸新鲜血液。沼泽的恶臭汹涌而来，高大的芦苇丛中到处都是蛇，而他们必须开凿运河。

小伙子们五人一组。每一组铲掉一层淤泥，然后前进，下一组紧紧跟上，再深挖一层。袒胸露腹的队员们站在两码宽的湿淋淋的渠坑里挥舞铲子，又把铲起的污秽从头顶上方抛出。当掩埋在沼泽淤泥下几千年的硬土终于显露时，人们爆发出节日庆典般的欢呼。此时，姑娘们也走过来，手里挎着装满白色沙砾的篮子，那是从早上开始就用她们小巧而高效的凿子开凿下来的。当姑娘们的沙石铺满小伙子们开凿的沟渠时，才开始供应午餐——罐头牛肉和几片面包，就用这些来充饥。

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项排水工程看起来还很不现实——像挖掘苏伊士运河一样野心勃勃，像开凿巴拿马运河一样危机四伏。然而现在，这些沼泽一天天地退却。陶土制的排水管道被安放在新凿的、铺设好的水渠里，用来排出那些致命的地下污水。7月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下山。一英亩又一英亩，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地。锡安主义者的周密计划，锡安主义者的专业知识，锡安主义者的辛勤劳动，打败了诅咒哈罗德山谷几个世纪之久的沼泽。曾经肆虐的疟疾发病率急剧下降，就连周围的阿拉伯邻居也得益于这项奇迹般的工程。荒凉的哈罗德山谷，正逐渐披上绿茵。

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们将试图确定哪一条道路才是努力的主要方向：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有些人认为，在那个关键时期，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占领那片土地而采取的狡猾手段，社会主义给这个迟来的殖民计划罩上正义、合法的光环。作为哈罗德山谷的殖民者，他们并不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主人或者罗德西亚的英国种植园主，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赤手在土地上劳作，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进行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们驳斥任何控告他们占领别人土地的言论。然而，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规划不过是托词，未来的批评者们依然会进行声讨：这是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道德掩饰，它真正目的在于掩盖其殖民主义及领土扩张论的本质。

真实或者虚假。就在1922年的国际劳动节前，一位住在艾因哈罗德的年轻诗人将《国际歌》翻译成希伯来文。译本在原词基础上引申出一处尖酸的潜台词：原本有一句指全球的工人阶级，而在希伯来译本里，不单指世界上贫穷的无产阶级，还包括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这就是艾因哈罗德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毁灭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从伤痕累累的背脊上卸下沉重的负担。因为那里没有上帝，没有帝王，没有英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突破重围。我们将在永恒之战的最后战役中光荣获胜。昨天，我们一无所有，明天，我们将赢得一切。

特本金正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共栖关系的化身。35岁时，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男人，有着性感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他并没有多么深邃的智慧，却有着历史主义的悲情和信念。他并没有撰写太多文章，却擅长长篇的、富有激情的演讲。他身上有着一些真正苏联式的东西。如果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也许会在某个偏远的苏联集体农场，站在列宁或斯大林的身边，或者参加新西伯利亚某个无产阶级聚会。

但是，特本金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在20世纪，犹太民族将走向灾难。在大屠杀之前的20年，他就已经每天都感觉并呼吸到大屠杀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他相信只有在犹太青年当中才有真正的补救之法，只有犹太青年才能在逼近的灾难面前拯救整个民族。但是，他知道没有时间了。他感到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巴勒斯坦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罗德山谷可能还没有真正归属我们。这就是特本金这样苛求的原因。他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他人一样无情，他爱说教，责骂人，态度严厉。他一遍遍地宣扬，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一遍遍地布道，每个年轻的先锋队员应该成就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艾因哈罗德的先锋性应当超越它的能力，艾因哈罗德必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本金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比起其他革命者，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然而，这位艾因哈罗德的拉比却有一个强大的观念：激进。

在意识形态上，激进主义意味着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革命价值；在社会上，激进主义角斗着人性，并改变着事物的不公正秩序；在政治上，激进主义主张掌握主动权，并以暴力对抗阿拉伯人。但是，激进主义还有比这一切更广阔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消极的过去的反抗，是犹太人对他们悲剧命运及接受悲剧命运的反抗。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准心，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敦促人勇往直前的力量，是犹太人抵制被湮没命运的最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