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2)

出于对一些富有华人募款的失望，1905年10月，孙文托西贡的法国朋友李安利（Z. Leoni）印制了四盒“革命债券”，债券一面为英文，一面为法文，试图转向外国人筹款。1906年2月，孙文在法国稍事停留，“显然此行是在向法国金融界推销革命债券或交涉一笔大的借款，正如他在同盟会后期几年所想做的一样”（郑宪语）。

发行“革命债券”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孙文将这批债券运交香港支部负责人冯自由暂时保管。1907年初，革命党中止了在广东的一次起事计划，同年5月，黄冈之役失败，部分债券被用来支付“同盟会旗帜下动员的志士的费用”。年底，策动镇南关起义，孙文指示冯自由将所剩债券送交河内总部，未料被海防、海关查出并没收。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同意归还这批债券，孙文将债券带往新加坡，又被当地警察发觉，孙文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将其付之一炬。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以孙文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二十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安南（即越南）和暹罗（即泰国）约六万，加上一笔一万元来自河内的借款，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约三万元，马来亚一万元，日人铃木等助一万四千元；另一笔钱来自一位“同志”，独捐五万元，孙文自垫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元为孙文平日积蓄及孙家变卖珠宝所得）。所谓一位“同志”，孙文在致吴稚晖信中不便明说，因此人当时仍具清廷驻巴黎公使馆商务专员身份，此人即性格侠义、体弱足蹩、不良于行的张静江，孙文称他“革命奇人”。

筹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租船和接运、花红（即赏金）、来往川资及善后抚恤等，二十万的数字，“相信是比革命党实际筹用的总数为低”。至1907年9月防城之役，革命党人已用尽所有的“革命经费”，此后即依赖西贡与河内华侨的支援。1910年2月广州新军之役，所用经费三万元。役前孙文正在美国组建三个新支部（洪门会员为主），接胡汉民“新军起事计划”电报，自信在两月之内可筹得港币两万元。实则汇来：纽约三千元，波士顿两千元，芝加哥两千元，旧金山一千元；不仅如此，旧金山的钱寄达香港时，起事已失败（前后共两天）。亏得甫入盟不久的新会员李海云以“毁家赴义”之勇气，尽提其父在香港所开远同源商号（汇兑公司）现款两万余元，献诸革命党机关部，才使起事得以进行。[14]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为同盟会倾全力以攻占广州为目标的一次起事，也是八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两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15]

武装起义的最大成本，固在不惜血流或生命丧失，同时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两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两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两千两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两千两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合应三万元。[16]这应当还不是全部，激战一月，补充枪械及弹药似未提及。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八次起事的经费，约在四十七万九千港币，捐助者主要为海外华侨，分布地区亦较广。台湾近代史专家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的捐款数目有过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列第一；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列第二；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列第三；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列第四；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元，列第五；旧金山一万一千元，列第六；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列第七；纽约华侨四千元，列第八；第九、第十分别为芝加哥和波士顿，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以上数字与实际支出相差十六万之多，未包括革命党人自行出资以及其他的“零星捐款”。这两个部分的款项不会在少数，如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就独捐五万元；潮州地区会员萧竹漪抵押田产数千元，全部捐输“革命”，糖场商人会员蔡乾初捐款十次以上，直至破产。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为起义善后额外支付的款项，恐亦未在统计之中。河口之役败后，哗变起义的新军退至越南境内，被法越殖民政府缴械、拘留、遣送至新加坡者，先后有六百余人，陈、张二人“尽力解决衣食住宿问题，所费甚钜”[17]。

在零星捐款中，有一笔来自台湾的三千元，为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外甥林熊徵在管家蔡法平的游说下所捐。这笔钱并未直接寄到香港统筹局，而是半数购买枪械藏匿于在福州的日本商号，另一半则用作福建革命党人奔走于香港等地的川资（路费）。

四、给捐助者开出的“特殊待遇”

革命党人为筹措起义经费绞尽脑汁，四处奔走，手法多端，但总的说来，“终不如向华侨劝募为可靠”。

虽然在争取华侨富商支持方面乏善可陈，但香港富商李升之子李纪堂、西贡法华银行买办曾锡周、曾的同事马培生、堤岸（西贡“唐人街”）百货店“广逢泰”老板李卓峰诸人，均曾各助数万，“惟此情形并不多见”（蒋永敬语）。当年捐助革命党活动的积极人物，辛亥之后，不少被征召，如李纪堂，民国九年广东光复，被广东督都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后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卓峰被临时大总统孙文颁以“优等旌义状”，后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

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1908年春，河口之役紧要关头，代理河内机关部负责人胡汉民急电在新加坡筹款的孙文，谓若得十万元，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孙文接电后，立即致信马来亚的邓泽如、黄心持（1908年5月20日），委请二人再次游说吉隆坡实业家、“同志”陆秋杰和富商陆佑（字弼臣，经营矿业）设法救助，并承诺“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此信还强调“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之所系也……”

在清代，云南即以铜脉丰富著称，兼有铅与锌，为“有色金属”富集之地。《清史稿·德宗本纪》中有慈禧旨令前任云南巡抚唐炯督办云南矿务之记载。而此时，十万元即可换得云南全省矿业十年的开采权，这是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或者说，革命党人是否有权将国家资源随意处置，如此之大的利益诱惑，即便是那些对革命持怀疑态度者，焉能拒绝？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位“弼翁”始终未有所动。六天之后，革命军失去河口。

河口之役失败后，同盟会革命党人元气大伤，“华侨所能资助者，已尽力而为”。以后的一年多，无一起事行动，其时正在新加坡的孙文，为筹措一千五百元的河内储藏革命军武器之费用，在仰光、曼谷、芙蓉（马来亚）等地奔走数月之久，才筹得区区几千元，同样是以发行“革命债券”而来，惟“优惠条件”较之以往要高，“予投资者总数的五倍偿还”。“这说明一件事实，中山先生在1908、1909年间，急需用钱”（郑宪语）。情急之下，孙文甚至想到要在马来亚去经营锡出口专卖，只是当地矿主对此反应冷淡，这一计划也终成泡影。

黄兴等人创办的“勤学舍”，其经费原本为在东京的各省支部所认捐，但大约半年之后，即至1909年春，开始难以为继，“各支部认捐的月费也竟而不缴”。黄兴以高利贷借款方式，月息达百分之十，勉力维持到这一年冬天，“终因债台高筑而解散”。黄兴为躲避债务而隐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达两月之久，“直至湖南谭人凤代借官费三折抵借千金之后，黄兴才稍可偿还债务……”[18]

1910年2月12日，六千新军反正，在广州起事。此役由于事先筹款大拙，而致“大队不能如期进城”。2月22日，孙文在致纽约同盟会员赵公璧函中称：“……省城之新军又归失败。此次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到省城，新军不得已而发动，动后又无款，不能在外起援兵以救之，惜哉！”[19]

在此前后，有一法国商人邀孙文赴巴黎与某资本家商谈一笔千万元的借款，这是同盟会为筹措经费而意欲尝试的一种办法。等孙文从新加坡赶到法国，才发现这位法国人不过是一“掮客”而已，“他根本不能影响巴黎的投资家”，只是想凭借个人与内阁大臣克里蒙梭的关系，以促成一笔贷款。孙文没有放弃努力，而是找到他的老朋友、前任法国驻越南总督韬美（Doumer）从中帮忙，担任他本人在巴黎与金融家之间的联系人。尽管这位老友出力甚多，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没有料到，此时克里蒙梭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内阁大臣表示“他反对资本家支助中国革命运动”。韬美只好告诉人在伦敦的孙文：他的努力已告失败。

孙文在伦敦等待法国贷款时，与一位经纪人也在讨论筹款事宜。“这位英国佬给中山先生的印象是，这笔借款比法国要有把握”[20]。从1910年3月24日孙文致马来亚同志邓泽如的信中可以知道，此间一直在致力于获得外国的借款，一笔是来自英国的，一笔是来自美国的，[21]但是，最后两者仍然落空。

尽管如此，孙文对南洋的同志以及布鲁塞尔的同志说过：英国的那笔借款，除了要求应有的利息和南洋华商的担保之外，不要求任何特别的优惠权。[22]言外之意，其余借款之动机，附有“特别的优惠权”，但这些“特别的优惠权”包含哪些内容，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