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宁可为其友，切勿为其敌”
有太多东西需要保持沉默
1878年3月8日，在曼哈顿下城一个人头攒动的法庭里，喃喃的低语声和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消失，整个法庭鸦雀无声。80岁高龄的丹尼尔·德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到证人座椅旁。那年冬天，他不止一次来到法庭，脆弱的骨骼和纸一般的皮肤“包裹在海豹皮装和围巾内”（媒体报道语），紧闭的双唇就像被缝在了一起。他慢慢地坐下，将手放在扶手上，并且“用他灰色的小眼睛机灵地看着律师”。他接受法庭传召，为这场报纸头版头条宣称的“最盛大的遗嘱争夺战”作证。
据《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报道，在接受法庭提问时，丹尼尔·德鲁简单地承认他“非常了解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他也了解他的儿子们，他们正分坐在过道的两边。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体型圆胖，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脸颊两旁浓密的鬓角让他酷似受到惊吓的猴子。一位记者称他“显然不仅得到了父亲几乎所有的财富，也继承了他健壮的身体”；而科尼利厄斯·耶利米·范德比尔特“看上去身形消瘦，脸色苍白，性情温顺”。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他患有癫痫病，生活并不幸福。“科尼利厄斯偶尔会偷偷地瞥一眼威廉，但威廉从头至尾始终都没有注意科尼利厄斯。”
德鲁本可以谈谈他和范德比尔特在过去数十年内的秘密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首次全面展开。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确告诉法庭，自己曾经与范德比尔特多次谈到他的儿子们，不过遗憾的是，他对具体的谈话内容毫无记忆。《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的证词毫无价值”。范德比尔特也许会感到非常自豪，对于德鲁这种以自私自利而臭名昭著的人来说，要说有哪一点值得让范德比尔特去信任的话，就是他的缄默。在1837年的恐慌之后，有太多东西需要大家保持沉默。
斯托宁顿，一个跛脚的巨人
斯托宁顿改变了一切。1837年11月10日，第一列从普罗维登斯到斯托宁顿的列车驶过全长80公里的铁轨。这条铁路可以通过渡船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相连。斯托宁顿位于康涅狄格州，是长岛海峡旁的一个小海港村庄。这条铁路的正式名称为纽约—普罗维登斯—波士顿铁路，但常常被大家简称为斯托宁顿铁路。该铁路从陆路上穿过了朱迪丝岬角，让旁边波涛汹涌的大海不再令人生畏。这条铁路将从纽约到波士顿的旅程缩短了3个小时，也省去了众多旅客的晕船之苦。
在这条铁路开通后不久，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曾亲自前去体验。四年前的火车事故几乎让他丧命，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痛恨铁路。他敏锐地注意到，要控制长岛海峡的交通运输，就必须在蒸汽船和铁路之间找到战略性的均衡点；由于其他铁路线也即将竣工，因此也要在这些相互竞争的铁路线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他搭乘蒸汽船来到斯托宁顿，登上了一列火车，前往普罗维登斯。三年后，他对斯托宁顿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说：“太棒了！我第一次搭乘斯托宁顿铁路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是前往波士顿的最快路线，也可能是长岛海峡交通之战的关键之处。
但斯托宁顿铁路公司当时只是一个跛脚的巨人。其高昂的建设费用“是一件丑闻”。一位铁路历史学家称：“80公里铁轨所穿过的区域地势并不险峻，但公司冒险发行了价值130万美元的股票和130万美元的债券。”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笔庞大债务的利息在之后多年内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斯托宁顿铁路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但在财务上极其脆弱，这让范德比尔特在返回纽约后还有许多东西需要细细揣摩。
也许最紧迫的问题是威廉
回到当前位于南街169号的办公室后，他发现丹尼尔·艾伦和兰伯特·沃德尔正带着要处理的账单和信件在等他；弟弟雅各布要和他讨论在列克星敦号上将煤作为燃料的计划，以节约燃料成本和甲板上的空间；轮机员没有用煤作为燃料的经验，只能被解雇；但也许最紧迫的问题是威廉。
范德比尔特的长子威廉现在已经16岁了。他本人和弟弟雅各布在这个年龄时已经开始独自谋生。范德比尔特认为是时候让威廉自力更生了，但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差异让他感到很是苦恼。范德比尔特充满力量，而且越来越专横。在沃德尔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范德比尔特承认自己犯错，哪怕一次也没有。林斯利医生说：“如果在说话时被打断，他会停下来一言不发，再也不会继续之前的话题。”艾伦后来回忆说：“他对和自己有所不同的人总是百般挑剔。”
据艾伦介绍，威廉和范德比尔特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我们从儿时就相熟，在我娶了他姐姐之后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据我了解，不管是在生意方面还是其他事情，他从未对父亲的观点表示过反对。他绝对服从父亲的意志。”威廉这种软柿子的性格让范德比尔特大为恼火，他希望儿子能更有棱角。他常常给这个“羸弱”的儿子施加压力，叫他“蠢驴”或“笨蛋”。在他这么称呼自己的儿子时，艾伦注意到威廉的脸上立即出现“一种奇怪的表情，一种对他而言奇怪的表情。下巴低垂，一脸悲伤，嘴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在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预科班短暂学习之后，威廉在一家船具经销商那里找到了工作，但这种卖苦力的工作并不适合他。所以范德比尔特找到了丹尼尔·德鲁。作为虚伪奸诈的客栈经营商和牲畜贸易放债者，德鲁曾用人民航运的名称与哈得孙河的垄断者进行竞争，直到1836年被对方用金钱收买。但德鲁很快就再次经营该路线，并实现了垄断。正是因为以上种种，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在深深的仇恨之后又走得那么近。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彼此对对方的蒸汽船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是彼此最危险的敌人。在持有对方蒸汽船的一定股份后，利益将避免他们与对方进行竞争。
范德比尔特希望威廉能够在德鲁的经纪行谋得一职。德鲁与尼尔森·鲁宾逊（Nelson Robinson）和伊莱·凯利（Eli Kelley，后来变为凯利的儿子罗伯特）合作，在华尔街中心地带开设了一家经纪行，进行股票和债券交易，也提供高利贷。这家公司从事远距离的金融交易，在商人和银行相隔较远时低价买入他们的票据和汇票，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润率卖出，或者要求票据出具者支付款项。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生意，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金融恐慌。《纽约信使及问询报》（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报道：“在当前环境下，即使信用再高的人也无法从银行得到贴现。他们彼此害怕，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现金交易。”德鲁和鲁宾逊公司（Drew, Robinson & Co.）愿意提供这种服务，不过他们为此要收取可观的溢价。
父亲认为这种高风险的金融行为可以让威廉成长为真正的男人，让他懂得金钱的价值。德鲁接纳了这位不到20岁的少年，让他担任自己的办事员；但他也有条件，那就是自1838年3月，在该航季开始时，允许人民航运在哈得孙河上使用高速的新C．范德比尔特号蒸汽船。范德比尔特很高兴让自己的秘密合伙人使用这艘船，因为在德鲁成为哈得孙河的新垄断者时，范德比尔特在人民航运也持有股份。之前的竞争对手现在成了紧密的联盟军和亲密的朋友。但威廉的命运之路和父亲的计划却南辕北辙。
“为了让他不再与我们作对”
范德比尔特宣称：“我认为所有适合航运的水面都是公共交通干线，对所有人都是敞开大门的，因此对任何在适合航运的水面上经营航运业务的人，我都不会有怨言。”这份范德比尔特签名的宣言1838年7月发表在《波士顿广告与爱国者日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 and Patriot）上。当时，他的这种支持杰克逊思想的言论已经不再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他解释说，这次是为了回应“女猎人号（Huntress）蒸汽船的董事们所签名发布的广告……那个广告就是针对我和我的奥古斯塔号（Augusta）。为什么？因为我决定在波士顿到缅因州肯纳贝克河的航线上安排一艘船。蒸汽船公司的董事们和其他蒸汽船的私人经营者在报纸上的口水战……还是交由公众作出判断吧”。他再一次支持势单力薄的个人，与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公司进行斗争。
但对于那些一眼就能看穿其背后所隐藏的私利和机会主义的人来说，这种花言巧语令人厌倦。缅因州的一位大学生写道：“我们曾经为范德比尔特的船瞎操心，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将女猎人号挤出这条航线，从而彻底控制该路线。”事实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将竞争对手置于死地，独占整条路线。
例如，在4月，他曾与斯托宁顿铁路公司总裁科特兰特·帕默（Courtlandt Palmer）坐在一起，就如何击败对手的蒸汽船出谋划策。范德比尔特把自己在纽约到普罗维登斯线路上的竞争放在了一边，用列克星敦号来与斯托宁顿铁路进行衔接。老对手交通运输公司也有一艘船提供类似服务。目前，由波士顿的一群人所拥有的金斯顿号（Kingston）正在降价，而范德比尔特想来一场面对面的战争。帕默在写信给费城吉拉德银行（Girard Bank）高管威廉·刘易斯（William D. Lewis）时说：“范德比尔特船长喜欢瓦解既有路线，然后和敌人同时撤退，他的经验比我们两个加在一起还要丰富。他相信自己的计划对相关各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威廉·刘易斯同时也持有大量斯托宁顿铁路的股票和债券。
范德比尔特与帕默达成了统一。1838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出呼吁，并赞扬自己“在蒸汽船行业拥有20年的经验。它一直是我的一切，我建造并拥有过大约20艘蒸汽船，而且毫不自夸地说，死亡人数为零”。
现在，越来越难以将这个44岁的人当作外行了。
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范德比尔特冷酷无情地牺牲了潜在的合伙人，他甚至会利用旧敌来陪衬自己。4月底，交通运输公司取消了与斯托宁顿铁路的合同，而范德比尔特也依葫芦画瓢。不过，他提出将列克星敦号按照每月4 000美元的价格（还要外加船上餐饮和酒吧的收入）出租，这也是交通运输公司出租其纳拉甘西特号的价格。在给刘易斯的信中，帕默写道：“他的条件极具破坏性。范德比尔特非常急切地想把列克星敦号出售，报价是7万美元，如果我们中断与交通运输公司的合作，而与范德比尔特联合，会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条件，交通运输公司就会接受；如果我们与之对抗，就会有两个敌人。但是用7万美元来购买列克星敦号，这个价格实在不可理喻，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花钱摆脱他。”
用帕默的话来说，花7万美元购买一艘造价7.5万美元的蒸汽船是一个“荒唐的”价格。因为这艘船已经在朱迪丝岬角波涛汹涌的海水中航行了三年之久，既有损坏也有腐蚀；尤其是现在，比列克星敦号大1/4的船只在长岛海峡已经比比皆是。但范德比尔特对自己的目标人物非常了解，科特兰特·帕默非常软弱。这位37岁的斯托宁顿人在精英人物、费城银行家刘易斯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他常常会发出一些勇猛的惊人之语，但压力又会让他兵败如山倒。想到范德比尔特和交通运输公司提出的租赁条件，他怒吼道：“我们最好还是关闭铁路公司，哪个提议都不接受。”11天后，也就是5月3日，他尖叫道：“与他们（范德比尔特和交通运输公司）就提出的（租赁）条款达成协议符合我方利益，由此可以避免冲突。”没有哪个害怕冲突的人能够顶住范德比尔特施加的压力。
斯托宁顿铁路公司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夏天，范德比尔特的前代理人约翰·里士满带着一艘蒸汽船加入竞争，削低了价格。帕默强调说：“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灾祸，让我们损失严重。”10月，帕默与交通运输公司进行谈判，并签署了一份灾难般的新合同，同意将从纽约到波士顿联运票价的70%归于交通运输公司。与此同时，斯托宁顿铁路公司发行了更多债券，身上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1838年11月中旬，租赁协议到期。范德比尔特找到交通运输公司总裁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Schuyler）。他宣称如果该公司不买下列克星敦号，他将以1美元的票价经营从纽约到普罗维登斯的航线。即使加上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的票价，乘客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花费也远远低于斯托宁顿铁路公司所要求的5美元（或更多）。“我们由此承担的损失大概是3万美元，但交通运输公司的损失是我们的两倍甚至更多。”帕默很是苦恼。他迅速和斯凯勒展开了谈判。与此同时，斯托宁顿铁路公司内部开始闹得不可开交，愤怒的股东们针对庞大的债务提出了抗议，因为这些债务很快就会让整个公司变成债券持有人的财产——铁路公司将铁轨、火车头、车厢和车站的股份作为抵押。
1839年1月初，交通运输公司同意支付6万美元购买列克星敦号，同时斯托宁顿铁路公司在此基础上支付1万美元的奖金，总数与范德比尔特当初的要求相当。人们对这场交易的理由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斯托宁顿铁路公司理事、银行家约瑟夫·考博斯维特（Joseph Cowperthwait）认为，他们是为了“花钱摆脱范德比尔特”。正如帕默所说，他们购买列克星敦号是“为了让他不再与我们作对”。他估计该船的价值在3万美元，而多出的4万美元为贿赂款，或者说是“奖金”。交通运输公司的总代理、船长威廉·康斯托克说：“我们发现，与范德比尔特竞争无利可图。而且不管条件是什么，和平总比战争好。”
这就是范德比尔特的威望。他不仅迫使敌人买下自己规模过小的船只，还从即将破产的铁路公司那里榨取了1万美元。而在实现这一切的过程中，他都没有真枪实弹地降低票价。但所谓的威望似乎并不可靠。帕默写道：“在付款前，我派人找到范德比尔特先生，并且得到他最明确的保证，发誓再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来妨碍这条线路。我要求他作出书面保证，但他表示了拒绝，并强调他的口头承诺完全值得信任。”而另一方面，顽强不屈的船长康斯托克对斯凯勒说自己“并不相信他”，他确信范德比尔特不久后会再杀回来。
海浪号VS大力士号
1838年9月2日，又是一个暖和的周日。这天下午，一个怒气冲天的人登上了大力士号（Samson）。和自己的名字一样，大力士号蒸汽渡船体积庞大、强劲有力。这个怒气冲天的人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作奥偌戴特斯·莫朗（Oroondates Mauran）。检票员恭敬地和他打招呼，也许还会称呼他为“海军准将”。大力士号隶属于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在过去7年里，莫朗一直担任公司总裁，也是最大的股东。检票员解释说：“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始终既是总裁，又是总代理。这也是我们称呼他为‘海军准将’的原因。公司就是他的一言堂。”
莫朗是一个头脑精明且个性强硬的商人，他与大海之间的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二十年前，在范德比尔特第一次与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创始人兼副总裁丹尼尔·汤普金斯碰面时，莫朗就已经拥有了一艘三桅帆船玛丽亚-卡罗琳号（Maria Caroline），而且他也大手笔投资于同哈瓦那的贸易往来。但他的大部分金钱都投在了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上，该公司在史坦顿岛和曼哈顿的怀特霍尔泊船处之间经营渡船业务。早在1817年时，范德比尔特的姐夫约翰·德福里斯特开始指挥鹦鹉螺号，这艘船成为往返于两岛之间的第一艘蒸汽渡船。现在，莫朗又与范德比尔特的另一位亲戚打上了交道，而且有了矛盾，那就是他的堂弟奥利弗·范德比尔特（Oliver Vanderbilt）。
莫朗站在大力士号的甲板上，随着船一起驶入史坦顿岛码头，他抓紧最后的时间对船长布雷斯特德（Braisted）下达指令。他希望明天一早船就能出发。通常情况下，奥利弗会带着自己的渡船海浪号（Wave）抢先出发，而且喜欢对大力士号大加奚落。布雷斯特德的儿子解释说：“它常常会第一个出发，而且停在我们的码头对面，响着铃声，诱使我们启程，有时我们会等待15分钟，让海浪号先出发。”
这种尴尬状况让莫朗火冒三丈，但之后，关于奥利弗·范德比尔特的一切都让他怒不可遏。奥利弗曾经是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的渡船船长，也是其股东之一。1835年10月19日，尽管完全明白自己不得与公司进行竞争，他还是将手中的股份出售。范德比尔特记得他当时说：“我想务农，而且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我再也不想过水上生活。”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奥利弗开始用海浪号搭载旅客。他的收费是6便士，只有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船票价格的一半。竞争很快升级，不再仅仅是典型的先后之争，船只开始相互推挤。有人称“两艘船每天碰上三四次是常见的事情”。
这种冲突变得越来越危险。8月底，就在那个周日的三四天前，船长布雷斯特德走到甲板上，报告莫朗海浪号“将他挤出了航道……它要比大力士号灵活”。莫朗对他怒目相视，大吼道：“如果它还敢那样，就骂它，撞它，撞沉它！”
9月2日，布雷斯特德带着大力士号抢先出发，但海浪号从右舷旁边快速追赶了上来。船舱内的酒吧服务生听到了巨大的噼啪声，跑出船舱，发现奥利弗的船头抵在大力士号的船侧，右舷明轮翼后侧3.7米的木头已经变形。他若无其事地说道：“这大大刺激了大力士号的船长。”
从怀特霍尔泊船处返回时，怒火中烧的布雷斯特德要求轮机员让机器满负荷运转。在海浪号经过总督岛时，海浪号上的乘客斯蒂芬·韦斯特（Stephen W. West）望了一眼大力士号的操舵室。他回忆说：“大力士号位于海浪号的前方，两船仅相隔两个船身。我注意到船长扭转船舵，大力士号直直地朝海浪号冲过来。”海浪号上坐满了乘客，还有很多妇女、儿童。船上的木头在冲击下裂成碎片，乘客们吓得尖叫连连。奥利弗·范德比尔特在紧急关头出手，避免了船腹受到直接冲击，化解了沉船的危险。“大力士号再次扭转方向，准备进行下一次攻击，我注意到他下定决心要撞毁我们的船……我警告大力士号的船长，如果他再靠我们太近，我们就会跳到他的舵手室。我和其他十几个人为攻击做好了准备。我们抓住木头棍子和其他拿得动的东西，准备跳到大力士号上。”
在被韦斯特和其他甲板上的同伴抓住之前，大力士号调转方向离开了。但在史坦顿岛靠岸后，海浪号上暴跳如雷的乘客们冲进了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的轮渡候船室。检票员称：“人们在破坏轮渡候船室时，莫朗先生也在码头上，他和大家一样情绪激动，我想如果他再往前走3米，就会被人们打死，或者抛入大海。”
韦斯特说：“船一靠岸，踏上史坦顿岛的码头后，我就质问莫朗先生，海浪号上有那么多人，他还让自己的船去撞沉它，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可宽恕？莫朗回答道，‘该死，我倒是希望他撞沉了那艘船。' ”韦斯特年幼的儿子也在海浪号上，莫朗的冷酷无情让他怒不可遏。
唯一的控制权，一生不变的主题
蒸汽船行业始终是美国竞争最激烈和最残酷的行业。价格战、平民主义的广告宣言以及速度竞赛，这些无不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缺乏监管和对个人主义的崇尚。蒸汽船行业中也不乏无节制的机械暴力行为，比如致命的锅炉爆炸，比如在竞争中不计后果的孤注一掷。1837年年底，一份报纸上“事故再次发生”的标题赫然在目。“蒸汽船事故天天发生，基本上时时发生，其数字已经不值得花时间统计，人们对这个话题也已经麻木。”像菲利普·霍恩这种保守的辉格党人发现，这种伤害“令人极其震惊，简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最粗心、鲁莽和轻率的人。‘冲锋向前’是我们的座右铭和口令，我们的确在不计后果地奋勇向前，对生命的价值漠不关心”。这都是因为民主党的报纸大力赞扬“竞争带来的好处无可估量，永久性地大幅降低了几条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的费用，给社会大众带来了利益”。但辉格党的媒体则警示，竞争可能太过火，不仅会导致流血事件，而且会“让竞争的一方或双方同时被彻底摧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整个社会也必定会受到影响”。
辉格党将为竞争制定规则。1838年，他们入主纽约州政府，州长威廉·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报纸编辑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和奥尔巴尼党魁瑟洛·威德（Thurlow Weed）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他们试图将积极的政府管理和机会的公平性融合在一起。在1839年纪念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苏厄德对特权进行了抨击，称辉格党的使命就是“打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让最多的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换言之，政府将帮助富有胆量和进取心的人，而不是对精英阶层进行保护。甚至连支持辉格党的《奈尔斯纪事报》也极不情愿地承认，竞争“有其优势，社会整体将从中获益，因为垄断将被压制，经济将得到发展，最完美的状况也将得以实现”。
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选择了背道而驰。海浪号遭到撞击后，他第一时间收到了相关消息，因为他本人与史坦顿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母亲仍然生活在那里，而且那里还有许多朋友和商业伙伴。他听说莫朗的股东同伴都想将持有的股票出手，尤其是丹尼尔·汤普金斯的女婿约翰·韦斯特维尔特（John S. Westervelt）。与奥利弗的竞争以及恶劣的公众形象已经让他们的股票价值受损。于是，范德比尔特将他们手中的股票抢先买下，拥有了公司整整一半的股份。据奥利弗说：“根据书面条件，他应该对公司拥有唯一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唯一的控制权，是范德比尔特的一生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他永远盛气凌人，不断放弃投资收益，直到用这些金钱换取到控制权。“唯一的控制权”，奥利弗将这个词语和“管理”区分开来，并非没有理由。范德比尔特需要独立自主，不仅仅是独立于莫朗和其他董事，连法律规定和政府当局也不能干涉。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的特许状是重商主义时期的遗物，要求公司即使在不赚钱的时间段内也要提供轮渡服务。作为独立的竞争者，奥利弗并不需要遵守这个要求，而范德比尔特也决定置这个要求于不顾。“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常常说，他经营渡船业务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与乘客的便捷或权利无关。”
对乘客而言，还有什么能比竞争带来更多的便捷呢？奥利弗将运费砍掉了一半，而且将渡船班次增加了一倍。得益于此类竞争，范德比尔特能以低价买下股票，而他现在计划中止此类竞争。1839年7月2日，他对自己的堂弟提起了诉讼。他提出，奥利弗在史坦顿岛上修建码头的地方是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的物业，而且他独家拥有在奥利弗所使用的怀特霍尔泊船处“建设桥梁、轮渡候船室和堤岸”的权利。公司“接受并签署了（怀特霍尔泊船处的）租赁协议，所有人都不得干涉他们独有的特权”。简而言之，“这个国家最伟大、从行动上反抗垄断的人”要求得到合法的垄断权。
史坦顿岛上的豪宅
范德比尔特大步穿过门廊，通过6根刻有凹槽的柱子，走进自己的新豪宅。工人们扛着由埃及大理石做成的壁炉架和由实心红木制作的栏杆，在房子里来回穿梭。一群来自英国的专业工匠在敲敲打打，负责安装壮观的螺旋形楼梯。这座楼梯通往大楼顶部，有12米高，慢慢地隐入到一扇椭圆形的墙壁后。房子里忙忙碌碌的景象与贝娄娜会所15年前的情形非常相似；只是和寒酸的客栈相比，这栋宏伟的豪宅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尽管它也只是位于史坦顿岛上远离拉里坦河的另一侧。这里有法国的厚玻璃窗、红木的客厅大门和银制的门把手，楼梯间的顶部是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天窗。另一位英国工匠在前门安装玻璃板，上面是蒸汽船埃及艳后号的图像。船长在打造一栋符合海军准将身份的家。
他年纪轻轻时就从父亲手中买下了这块地，当地人称呼这块地为“科尼的地”。母亲的房子在它的南面，相隔3分钟的路程。这栋房子位于山顶，从屋内向外望去，海湾的景色一览无余，梯田景观和渡船码头就位于脚下。1839年夏天，菲利普·霍恩拜访了范德比尔特的邻居安东（Anthons）一家。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再也没有比那儿更漂亮、更开阔的景色了。房子位于山顶，背靠检疫所（纽约州用于安置患病移民的医院）。从这里望过去，大海和海湾尽收眼底。港口、长岛、纽约市、哈得孙河、泽西海岸、水道以及纽华克和伊丽莎白镇旁熙熙攘攘的船只一览无余。”史坦顿岛成了热门的避暑场所，甚至连霍恩都蠢蠢欲动，冒出了“在史坦顿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
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是纽约社会精英阶层中一位擅长幽默讽刺的观察者，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搭乘了渡船。他写道：“一支优秀的铜管乐队在甲板上演奏，人群中有许多漂亮女人，她们大部分都是随行的情人。这些人早早地逃离城市的炎热，等到购物时节再返回。”这些游客去往布莱顿度假园林（Brighton Pavilion），格伦德认为那里“是一个环境优美、有益于健康的度假胜地，远离了纽约的喧嚣和灰尘。忙碌的酒吧老板在忙着调制加冰块的潘趣酒、薄荷朱利酒、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珊格瑞、苹果棕榈酒和杜松子混合酒等各种鸡尾酒，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谁的动作会如此娴熟。他显然懂得时间的价值所在，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因为他赚钱的速度比华尔街最‘精明’的经纪人都要快”。
格伦德的这句玩笑话同样可以用在范德比尔特船长身上，他在史坦顿岛上监督豪宅的修建进展，只是，用在他身上就没有那么轻松有趣了。在经济困难时期，当霍恩发现“难以赚钱、信心丧失”时，未接受过太多教育的范德比尔特却是财源滚滚，社会地位也是节节高升，只是地位的攀升速度相对稍慢。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访问美国，感叹于美国人“对‘精明’交易的热爱，而这个词语在很多情况下的真正含义就是诈骗和背信弃义”。他常常指出，有人“通过最无耻和卑鄙的方式”发财，却得到公众的“容忍和支持”。他一直在问：“他的优点究竟在哪里？”而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先生，他是一个精明的人。”
但范德比尔特并不仅仅是凭借自己的精明来赢得他人的尊重。美国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对“投机分子”和“富有进取心的人”是区别对待的。在他们眼中，“投机分子”无异于赌徒和骗子，而“富有进取心的人”是通过做生意来创造财富。1842年，编辑摩西·比奇（Moses Beach）将范德比尔特列入了他编制的“纽约市富人年度排行榜”。同时上榜的还有菲利普·霍恩、奥偌戴特斯·莫朗、丹尼尔·德鲁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比奇对德鲁的介绍有点儿敷衍了事：“一个精明、善于赚钱的人。”但他却对范德比尔特不吝言辞大加赞赏，颂扬他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企业家：“范德比尔特精力充沛，在建造和驾驶蒸汽船及其他项目上勇往直前，其他任何荷兰人都无法与之相媲美，他加煤、加蒸汽、扬帆，向着斯托宁顿出发。”
1840年，豪宅竣工。范德比尔特带着自己的大家庭入住，回到了祖先世代生存的土地。这里靠近他母亲的住所，距离他现在所控制的渡船码头也不远。现在，他要享受财富所带来的广阔空间和舒适生活。他开始与权贵阶层打交道，不过史坦顿岛上这栋时髦新潮的乡间别墅肯定也吸引着他。科特兰特·帕默在当年8月写道：“范德比尔特……现在在萨拉托加。”萨拉托加是一个温泉度假小镇，位于奥尔巴尼北部。范德比尔特渐渐习惯于在这座小镇度假，也借此进入上流社会。霍恩在萨拉托加写道：“整个世界都在这里，政治家和花花公子、内阁大臣和牧师、在职者和求职者、骗子和被骗者、把富有的结婚对象或丘鹬当作猎物的猎人们、焦虑不安的母亲和可爱动人的女儿。”他所指的整个世界也许就是美国的两千多名精英。
在史坦顿岛的这块土地上，这位白手起家的、未来的“一代君主”让家人围聚在自己身旁，仿佛在打造一个王室。在豪宅南部，他为埃塞琳达和她的丈夫修建了一栋三层的都铎王朝式建筑；范德比尔特的首席律师是威廉·索恩（William K. Thorn），刚刚迎娶了他的女儿埃米莉；外甥耶利米·西蒙森（Jeremiah Simonson）也在他的手下工作。
列克星敦号大火
在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范德比尔特的弟弟（也是邻居）雅各布仍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在交通运输公司买下列克星敦号之后，雅各布继续担任该船船长，在康斯托克船长的指示下兢兢业业地对船进行维修和改造。尽管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但他在长岛海峡也树立了自己的声誉。1837年12月，一位新英格兰人如此描述雅各布：“人人皆知，他的头骨高高隆起，必定能成就大事。”当月，猛烈的暴风雨将列克星敦号上控制方向舵的绳索刮得劈啪作响，但雅各布带领船只安全地穿过了这场暴风雨。月刊《妇女之友》（Ladies' Companion）宣称，雅各布“面对危险时激情四射、坚韧不拔、反应灵敏、判断准确，而且沉着、冷静、果断、刚毅”，并以此而闻名。如果不是雅各布在1840年1月13日病倒的话，众多编辑都认为，“也许会有许多人因他而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根据菲利普·霍恩的记录，1840年1月15日下午两点，“整个城市突然陷入了惊慌和恐惧之中”。诺威奇市的切斯特·希利亚德（Chester Hilliard）到达纽约，带来了一条恐怖的消息：列克星敦号两天前在从纽约前往斯托宁顿的途中因为可怕的火灾而被烧毁。堆在烟窗附近的成堆的棉花起火，船员笨手笨脚地去灭火，而且在蒸汽机依然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放下了救生艇，导致救生艇翻入大海。希利亚德和另一个人爬上了漂浮在海面的棉花包；希利亚德将自己系在棉花包上，但同伴并未如此。在冰冷的海面上漂浮了一夜之后，只有希利亚德一人还留在棉花包上。125名男女老少中仅有4人幸免于难，至少价值两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因此消失于长岛海峡。正如报纸所说，那是“一场骇人的灾难”。
奇怪的是，这次恐怖事件反而提高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声望。悲剧发生一周后组织了验尸，媒体刊发了验尸证词。公众从报道中了解到范德比尔特如何设计了这艘船，它的材料如何好，甚至他的敌人们如何夸赞它的速度和力量。交通运输公司（现在已经成为新泽西蒸汽船航运公司[New Jersey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的新任总裁查尔斯·汉迪（Charles O. Handy）和康斯托克船长透露，范德比尔特强迫公司购买了这艘船。
狭路相逢
其他商人在谈到范德比尔特时，恐惧和钦佩总是同时出现，纠缠不清。1840年11月12日，斯托宁顿铁路公司的R. M．惠特尼（R. M. Whitney）写道：“我今天见了范德比尔特，我宁愿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交通运输公司，而不是他……他和莫朗都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做任何事情都会坚持到底。”很显然，惠特尼认为范德比尔特与莫朗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这个观点也许是正确的。科特兰特·帕默思量道：“他非常强大（身家至少为50万美元），若非逼不得已，我们不想与他开战。”在与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番冗长的交谈之后，斯托宁顿铁路的总工程师威廉·吉布斯·麦克尼尔（William Gibbs McNeill）写下了一段语气强烈的感想，与上述言论不谋而合：“范德比尔特船长凭借其自身的优点而崛起。他是一个极其进取、不知疲倦、（在自己的生意领域）聪明睿智的人。他常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造船、向他人发起竞争，但即使竞争他也能赚钱，然后再溢价将船出售，离开那条航线。如果他不与我们合作，也许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
麦克尼尔毕业于对美国早期的铁路工程师来说两所最优秀的学校，一是西点军校，一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Baltimore & Ohio Railroad）。他是一个极难被人说服或利用的人，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尊重几乎变成了敬畏：“我承认，如果我们将要狭路相逢，我宁可为其友，切勿为其敌。”
“所有看得见的对象都只是纸面具”
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和事业心的人，但他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丹尼尔·德鲁，一个精于投机和耍花招、喜欢偷偷摸摸做事的人。作为德鲁的办事员之一，威廉进入了似乎永远处于暮色中的华尔街。对他的老板来说，华尔街阴暗的光线再适合不过了。纽约早期的股市缺乏监管，内幕交易是常有的事情。例如，科特兰特·帕默和威廉·刘易斯常常写信讨论“对我们的股票进行操作”的计划，他们企图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内幕信息来获利，或者操纵股价的涨跌。
举止优雅的刘易斯一度为斯托宁顿铁路建造了一艘蒸汽船，名叫尤里卡号（Eureka）。其船长企图效仿范德比尔特的方法，扬言要跑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以期勒索哈得孙河上的航运垄断者。帕默劝告刘易斯说：“在这种状况下，你最好以他人的名义来购买股票，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就是尤里卡号的所有人。”但遗憾的是，带头垄断那条路线的人现在是德鲁。他识破了其中的内幕，并且直接对斯托宁顿铁路的几个人发出了警告。帕默为此愁眉不展，不久后，据说尤里卡号的船长已经被德鲁和他的合伙人“收买”，并且“已经加入了他们那一伙”。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Moby-Dick）中的亚哈船长（Ahab）宣称：“所有看得见的对象都只是纸面具，在那些盲目冲动的面具之后，有未知但理性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赫尔曼·麦尔维尔认为整个世界都靠不住，真理被深深地掩埋。这个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吞噬了威廉·范德比尔特：这个悲惨的世界里充斥着名为“公司”的法人，而真正的人就躲在这些面具后面；纸币替代了真正的金币和银币；四处流传的谣言掩盖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的操纵行为。
《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宣称，纸币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增加所带来的产物”，但它也可以视为一种对信任的需求，让猜疑变得前所未有地盛行。在麦尔维尔后来的小说《骗子的化装表演》（The Confidence-Man）中，有大量篇幅在倡导大家信任他人，内容极具说服力，不过倡导者们全部都是骗子。合法发行的银行券很少能以面值流通，因为人们害怕不能全额兑换硬币，而且流通领域还存在数以千计各种各样的假币。在《骗子的化装表演》中，一个倒霉蛋企图通过验钞机来检验真币上的识别标记，可验钞机就是赝品。到19世纪40年代，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抽象事物、骗人的外表，还有赤裸裸的谎言，已经掩盖了美国人所熟悉的直接而真实的经济。在麦尔维尔的小说中，白鲸具有神秘的力量，但最终还是遥不可及；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金币就是那头白鲸。
后来，在谈到威廉年轻时的生活时，“敏感脆弱”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词语。但要在华尔街谋生，钢铁般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据说，他工作努力，而且是太过卖力。他娶了玛丽亚·基萨姆（Maria Kissam），一位地位显赫的布鲁克林区牧师的女儿，并且搬入了位于东百老汇大街的一栋房子（很可能是从自己父亲手中租下了这栋房子）。但他每天要与风险打交道，导致他精神紧张，口是心非，这些都像沉重的担子一样压在他的肩上。
同许多州一样（其中包括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启动了庞大的公共建设工程。州政府发行了数百万美元的债券，以筹集资金修建运河、公路、铁路和其他“内部改善工程”。其中大多数债券都委托米尔顿·斯塔普（Milton Stapp）在伦敦销售。遗憾的是，这些债券的印刷未能满足伦敦市场的标准，为此州政府重新印刷了新的债券，并要求斯塔普将旧版债券作废。但斯塔普违背了指令。他在1840年年底与德鲁和鲁宾逊会面。1841年1月，德鲁的公司在纽约同时销售旧版和新版债券，赚得高达13.4万美元的横财。一位被任命调查该事件的新专员突然冲入德鲁的公司，要求他们提供会计账目。鲁宾逊坚决拒绝提供账目，印第安纳州州政府为此提起了诉讼。对于州政府来说，这会带来一场金融大灾难。对国家而言，它将导致公众对公共建设工程的抵触情绪增强，因为这些工程并未能让公众获益。这种抵触情绪将为德鲁、范德比尔特和其他人开道，让他们有机会在铁路上赚大钱。而对威廉来说，他由此了解到了华尔街卑劣的、令人厌恶的操作方法。
威廉突然辞去了德鲁公司的工作。《纽约时报》后来称：“他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年轻人，难以承受过去那种辛苦的工作。”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无法承受风险所带来的压力，尤其不能接受非法的操作伎俩。范德比尔特为心力交瘁的儿子和他的新婚妻子在史坦顿岛新多普村（New Dorp）附近购买了一个农场，农场距离范德比尔特自己的豪宅并不远。他对自己的一名员工何西阿·伯索尔（Hosea Birdsall）说：“威廉一点儿也不中用，只能待在农场里。”据伯索尔回忆：“他说他要把威廉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农场主。”
与此同时，范德比尔特再次投身于控制长岛海峡的战斗中。
“我知道如何让它赢利”
1840年11月13日，威廉·吉布斯·麦克尼尔写道：“斯托宁顿铁路至关重要。”作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一直坚信，铁路必须成为纽约和波士顿之间首选的交通方式，但首先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公司负债累累，信誉受损，这是一大妨碍，公司自身无法购买蒸汽船，自然会对蒸汽船的拥有者存在依赖性。他们强迫我们同意他们所开出的条件，而我们也的确照做了。”交通运输公司占据了上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麦克尼尔希望能够与范德比尔特结盟。
11月13日，范德比尔特昂首挺胸地大步迈入麦克尼尔在纽约的住所，麦克尼尔正因病卧床休息。1839年，弗朗西斯·格伦德对富有的纽约人进行了描述，而范德比尔特在当时采用银板照相法所拍摄的一张照片重现了这种典型形象。
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脖子因为系着黑色领巾而显得更短，帽子往后压以露出半个前额。双排扣礼服大衣紧紧地包在身上，衣服上的纽扣一直扣到了下巴。他的裤子也同大衣一样紧身，靴子的鞋跟至少让他增高了4厘米。
但范德比尔特并非花花公子。他的身家与整个交通运输公司（总资本约50万美元）相当，可能还远远超出后者。甚至在控股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的同时，他还全资购买了纽黑文蒸汽船公司（New Haven Steamboat Company），并且将强劲有力的C．范德比尔特号蒸汽船增派到自己的南部沿海航线上。麦克尼尔与他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在范德比尔特一生的前五十年里，只有这次对话被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
“范德比尔特船长，关于当前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别绕弯子，有话直说。你清楚我们当前（和交通运输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也了解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他们合作的原因……他们有合适的船只……而且如果我们中断合作，他们就会向我们发起竞争，而且不惜代价……你了解他们吗？”
“是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谈判，等待他们开出条件。你已经看过我的报告了吗？”
“是的。”
“那你清楚我的观点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十多年前，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就曾注意到美国新英格兰商人在谈话中的狡黠之处。他们天生善于拐弯抹角，避免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范德比尔特现在就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才华。在对铁路公司进行一番赞扬之后，他吞吞吐吐地说：“坦率来说，就像你刚才对我说的那般。只要帕默先生担任总裁，我就不会涉入其中。”
“假如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的话，你希望谁来担任总裁和董事？奥偌戴特斯·莫朗？还是其他人？”
“其他任何人，董事会也随便，只要不是他。”范德比尔特对优柔寡断、在技术上一无所知的帕默极为不屑。
麦克尼尔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他回答说：“假设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话，你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这条线路对我开放，我最多要求对半分。”范德比尔特所要求的就是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联运票价的一半。
“这也是我的想法，但线路不会对外开放。”麦克尼尔这句话也就意味着斯托宁顿铁路仍然会与交通运输公司合作，不过他希望知道范德比尔特是否计划在这条路线上发起降价战。“顺便问一下，你考虑过不管怎样都要经营这条路线吗？”
“还没有想好。”
在碰了钉子之后，麦克尼尔采取了另一种问法：“你打算用自己的船来换取股票吗？我们的特许状非常有利，给了我们拥有船只的特权。”言下之意就是，范德比尔特是否考虑将部分蒸汽船卖给铁路公司，以换取斯托宁顿的股份，或者是董事的职位。
“我听说过，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范德比尔特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大声分析起如果自己加入铁路公司管理层的话将如何经营公司，“要收拾竞争对手的话，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那时，蒸汽船公司都会出现亏损。”他用“收拾”这个词取代了“消灭”。
“是的，但我们只要承担费用。”
“不仅仅如此。”范德比尔特轻蔑地哼了一声说。身为经济大师，他因在价格战中仍能保持赢利而闻名。“两年后，一切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在这两年内我并不在乎是否赚钱，我了解这条路线，它绝无仅有。”
“我也是这个观点。既然我们两人心意相通，我会很高兴随时了解你的计划。”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狡猾和直率、强烈的个人喜好（这次是对帕默的厌恶）及对个人意图的隐瞒，这些相互矛盾的个性在范德比尔特身上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次谈话中，有一段交流内容透露出了范德比尔特的计划，但麦克尼尔错误地理解为一种虚张声势。范德比尔特拒绝作出任何表态，这让麦克尼尔非常失落。
麦克尼尔在谈话中问道：“你认为自己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收益？”
范德比尔特回答说：“如果我拥有了这条铁路，我就知道如何让它赢利。”
“哦！”麦克尼尔嘲讽道，“估计你也会同时拥有蒸汽船吧。”
“是的。”范德比尔特回答说。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多说，麦克尼尔也未加注意。他无法想象有谁能买下一条铁路的控制权。斯托宁顿铁路全长80公里，固定资产高达数百万美元。正如他所说，公司“负债累累”，掌握在作为债权人的费城多家银行手中。范德比尔特会成为这家铁路公司的主人？这个想法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