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实践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反映着不同制度理念、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梳理和阐释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理论要义与国外镜鉴，进而从背景与格局、境遇与考验等方面研判和勾勒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精神版图”，尝试性提出引领与建构我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当代进路，旨在从知识主体的角度拓展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

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修筑城寨的举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书通过对北宋时期西北城镇布局、国家政策与动态的人口变动、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一套北宋西北边疆管控的理论体系，即在战争之外，更重视民生、更加强对基层社会的软性管理，通过不断的文化融合，实现对边疆由内及外、从微观到宏观的有效管控。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本书系统研究明代保甲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代中叶，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施行，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本书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其次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理论和实践两层面挖掘了其当代价值和指导意义，客观描述了当下我国新时代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政府公共性理论的视阈具体剖析其成因，最后着重就如何破解我国当前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提出了新时代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对策措施和政策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