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九家

陕西女作家其诞生、发展、成长与时代的发展有紧密的关系。不同时代的波澜壮阔发展、影响并缔造出了陕西女作家创作群体。她们有的引领文坛风骚，有的默默深耕，有的稳扎稳打，有的见解出众。从内容上看，她们有的重视城市发展，为西安城的历史化转折，精雕细琢；有的关注农村，为现代化农村的变革，浅斟低唱……她们的审美特征以时代发展为节奏，大雅为正，是中国文坛中的一脉强劲音符。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平分土地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治秩序，改造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土改运动在政策上的变动和现实的复杂性，带来了土改文学的丰富性。本书力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于土改文学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叙事模式的演进过程，探究在文学与意识形态、作家与批评、创作原则与政策规定的互动中文学发展演变的复杂轨迹，揭示其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独特

云南一地，僻处天南，民族众多，词史本非辉赫，在煌煌中华词史中地位及价值亦近乎模糊。然而，云南古近代词史是中华词史的有机组成，见证了地方文化与主流文明的博弈与共融。同时，云南古近代词史始于元、渐兴于明而盛于清的基本历程及词坛风貌，与主流词坛差异较大，具有地方文学价值与特殊的文化意义。本书致力于梳理云南古近代词人词作及词坛的基本脉络与情状，希望复现其状貌与生态。

《时空体叙事学概论》的学术目标是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外，建立一门历史认知叙事学。这是一个极具难度而备受冷落的学术领地，非得有足够大的勇气才敢于踏进。作者是从诗学的语言学模型，也就是从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模型入手，深入时空体理论的内在肌理，通过抽取语言学模型中的历史认知科学基本原则，对时空体理论做出深入的解析。从时空体理论最基本的要素开始，作者逐次剖析叙事语义与叙事语法的交互关系、“叙”与“事”的交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作为文学评点大师，金圣叹关心的是一部作品的文本优劣，探寻的是文学形式本性。他主要采取以文观文的方式，分析文学作品美丑利弊，揭示作者行文用心，指点读者赏文门径，从而展示文学文心之美、文辞之美、章法之美、分解之美。本书力图总结金圣叹形式批评的特点，探讨他如何透过形式把握文本意蕴，如何在艺术和科学之间寻求感注与理性的张力。

本书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从隐性音乐性与显性音乐性层面，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敞开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从而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书中小说的音乐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一种把握和理解作品、乃至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任何有机生命形式的内在深层结构。

本书聚焦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跳出了将昆明仅仅视为西南联大“背景”的研究思路，通过挖掘、梳理原始文献资料，细察了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文人心态与文化氛围，展示了昆明作为战时“文化大都市”的特殊魅力。抗日战争促进了昆明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地来昆明的文化人士改变了昆明的文化生态，刺激了本地人的文化认知，由此形成了由外来者、本地人、昆明城共同构建了的独特文化空间。本书对抗战时期昆明文化空间的考察，丰富了抗战

本书尝试自神性视角审视和探究奥古斯丁文艺理论及其在西方古代文论由人性至神性转向途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较全面系统地探析了奥古斯丁以上帝神性为核心而构建的文艺神性论体系。奥古斯丁在继承古希腊以来文艺神性学说的基础上，实现了西方文论的神性转向。期望本书能对学界这方面研究严重不足的现状起到一定充实作用，为西方文论研究提供一个神性维度，为中西文论文化的互动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照，对我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