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政治（修订版）

本书遵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路径，聚焦探讨曾绵延中国历史数千年并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大一统”秩序的建构及演变。本书首先探讨“大一统”秩序的精神动因、制度建构及社会心理，其次分析“大一统”秩序框架下的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竞逐及融合，再次阐释中国基于传统大陆文明的“大一统”秩序被现代海洋、大陆文明所解构的过程及原因，最后分析“大一统”秩序及精神内核的当代价值，以及其

本书对3600件（套）未曾刊布的契约文书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将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通过田宅交易相关数据和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初步揭示了江西地区地权结构的特点，透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丰富对江西地区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交易习惯、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目前所见唯一以江西地区田宅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系统研究成果。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以国家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为基础，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理论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现实格局，研究了地方税体系对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探讨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分析了唐与四夷关系类型，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关系的基本性质不同，进入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四夷分属性质不同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是性质不同的层级结构；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或与外部世界，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确的界定；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是唐王朝推及政令、法令的对象；册封与授受官爵是唐王朝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基本途径。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