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流亡者之歌

本书通过细致梳理鲁迅在台湾传播、接受的文献史料，力求直观而完整地呈现鲁迅在台湾传播的历史轨迹，同时亦对史实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深入的理论阐释，概括鲁迅在台湾文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意义。本书所提示的“台湾鲁迅”经验，不仅可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而且也丰富了“中国鲁迅”与“东亚鲁迅”形象的历史细节和精神面向，对于重新勾勒鲁迅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立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文化及其与西欧文化关系的宏观语境，从时间处理和空间设置的角度勾画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时空形式特征——多重时间系统和聚合性精神空间，以及作家所采用的多镜聚焦、三重透视、梦境与幻觉描写等艺术手段，探讨了这部总结之作如何表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体验与宗教情怀，揭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历史转折期的文化焦虑、回归民族文化根基的意愿以及“美拯救世界”的理

本书是对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予以研究的第一本专门著作。民间叙事是当代陕西文学的重要基本面之一，作家“现象级”佳作频出，参与、推进了当代中国叙事文学的转换。本书对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的话语特征、功能意义、文化意识、文学传统，以及成就、局限与前景等展开系统性论析，以期对民间叙事的复杂性作出新的阐释，并获得超越地域性阈限的理论启示。

本书重点运用以苏珊·S.兰瑟为代表的叙述声音理论，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等方法，从理论上厘清了叙述声音及其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叙事形式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小说作品中的叙述声音进行了综合分析。

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地图上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本书立意发掘其文学性、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等内容，从翻译文学之镜中窥见抗战文学及社团文学被遮蔽的一些属性。同时，突破“启蒙/救亡”的阐释体系，展示出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以及抗战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与本真面貌。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独孤及的思想及文学地位，指出独孤及是其时代弘扬儒家思想、将纸上谈兵的儒学主张贯注于具体事务的经世致用型文人的缩影。独孤及理充而气足的奏议文风、序文和记述文中精致的叙事写人技巧、碑志文黜华录实的写实特征、哀祭文的怨天主题与“缘事而发”的抒情特点，都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文创作的“大手笔”。其部分诗歌“以文为诗”的特点显现出诗人对生活记录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于诗味儿的追求，而另一部分诗

感性批评，是作者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作者认为，在西方近现代、当代各种文学理论和思潮都被介绍到国内的背景下，小说的阅读、研究不再以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方法为指导，而是要毫无理论前见地、充分感性地进入小说文本的阅读和思考之中，进行充分的文本细读，依据小说文本的不同面貌和一些文本的细节，随机选用不同的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俄罗斯文学是该国思想文化的载体。本书研究了“布克奖”“巨著奖”得主弗·马卡宁、维克·佩列文、塔·托尔斯泰娅、尤·波利亚科夫等作家代表作中由“新多余人”、沉沦者、“地下人”和传统守望者构成的“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图谱，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之信仰异变、反乌托邦思想、虚无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思维。本书透过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阐释了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人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和俄罗斯社会文化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