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为四川大学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宜宾为样本的系列研究成果，基于宜宾实践、宜宾案例和宜宾思考，从城乡基层治理的多维度、多视角、多领域对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包括城乡基层治理的理论话题与政策议程、城乡基层治理关键领域研究和关键问题的宜宾实践、宜宾城乡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本书是国内基层治理专家关于宜宾基层治理思考的结晶，是一本“站在宜宾看全国、站在全国反思宜宾”的

多都并存制度是一个政权或王朝在国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政治制度。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制度起源并定型的时期。研究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对认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并进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夏商周王朝的多都并存制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晋齐楚燕赵等诸侯国的多都并存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对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原因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堪称古都学的一部力作。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反映着不同制度理念、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梳理和阐释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理论要义与国外镜鉴，进而从背景与格局、境遇与考验等方面研判和勾勒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精神版图”，尝试性提出引领与建构我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当代进路，旨在从知识主体的角度拓展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在明代监察体系中具有突出意义，巡按御史在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上下沟通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曾严重地影响、干扰了地方的政治生态。本书力求通过对明代巡按御史所承担的言事、纠劾、考察、监察及司法等基本职责及其履职的细部考察，重新认识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和巡按御史，为深化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增砖添瓦。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